似农非农，我到底是谁？

    明明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就出去读了几年大学，怎么回来就不是村里人了？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贾春娟 实习记者沈念祖、贾云娇、李珵发自北京 妻子已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仍忙里忙外喜不自禁。可吴鑫那些许莫可名状的苦恼，却似乎冲淡了他即将初为人父的喜悦。
    想当年，自己这个泥巴里滚大的农村娃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的一所财经院校，令一家人喜出望外。除了录取通知书外，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张户口迁移证，要求必须将原籍迁往在读学校，虽然家人对此稍有异议，但一听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便义无反顾地迁了户。
    毕业那年，吴鑫匆匆跟朋友开的一家小公司签了就业协议，户口、档案均临时挂靠在绍兴市人才交流中心。小公司经不住风吹雨打，一年后，公司倒闭，吴鑫想放弃城市生活，回乡做小生意，把户口迁回村里，谁知，村里竟以无相关政策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吴鑫不明白，这明明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就出去读了几年大学，怎么回来就不是村里人了呢？更让他头痛的是，孩子就要呱呱坠地，户口该如何落定，是这几日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住在村里的外乡人”

    吴鑫所在的村子位于浙江某市城郊，随着近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村子已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政府征地拆迁，对于失地农民，除了分配安置房，还有为数不少的经济补偿。
    由于他“人回户未归”，村里人享受的宅基地、土地、拆迁补偿款、每年几万元的集体分红，统统没有他的份。除了经济待遇的巨大落差外，更让吴鑫感到憋屈的是人格上的不平等。现在他的户口挂在某镇的村委会，是一个“空挂户”，性质是“非农”，实际住址跟户口登记的地址根本不相符，居委会和村委会两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都无法享有。
    虽然住在村里，却无权参与村里的大事小情，在村民们的眼中，他仿佛成了“住在村里的外乡人”。没有宅基地，他只得在父母的房子里结婚成了家，妻子是邻村的返乡大学毕业生，户口倒是在父母那里临时挂靠了，但跟落户仍有本质区别，同样不享受原始村民的任何待遇，连农村医疗保险都上不了。由于脱离了城市，实际上一些城镇的生活保障政策也不能享受。
    眼看着新生命就要降生，孩子的户口问题却成了一个谜，难道自己这“似农非农”的尴尬身份还要殃及子孙吗？国家的户籍政策分明是“一户一本”，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又该一户几本呢？

知识耽误了命运？

　　为此，这几年，他跑遍了镇政府、派出所、村委会，还给网上信访省长信箱写过信，可是基层单位说上面没有政策没法办，省里说这是属地管理，要看基层的态度。到头来，皮球踢来踢去，旷日持久，久拖不决。
    从政策上讲，公安机关只办理“农转非”，而对于“非转农”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不受理这样的申请。
    镇政府则推脱“非转农”施行起来有太多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土地。现在已经出现了“僧多粥少”的问题，如果再执行“非转农”的政策，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
    “总之，这些机关给我的最终答复就是——非转农，办不了。”
    知识没能改变命运，倒是让这“似农非农”的命运改变了许多农村学子对知识原本虔诚有加的态度。
    “我现在对上大学感到非常后悔”，江苏江阴的阿华大学毕业那年，以两分之差考公务员未果，回迁户口又受阻，村里的福利一毛钱也享受不到，大学四年，花费逾八万，如今不但没有能力回报父母，反而还得让年迈的双亲为自己的住房、生活保障等操心。无论是从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来算，都深感得不偿失。
    “在农村有谁去听你讲多边外交、战略伙伴关系，比比衣食住行，谁能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在阿华心目中，那些象牙塔里学来的经典阔论，丝毫无用武之地，代价高昂却惨遭雪藏，随着时光流逝，也必将一点点淡忘。
    “我是谁？”多喝了几年墨水，竟把自己的农民身份弄丢了，甚至连下一代子女的落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也受牵累。“因为上了个大学，就失去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难道真的要归罪于当初的刻苦攻读吗？”吴鑫的铿锵反诘，道出了这个特殊群体的悲哀：当年跳“龙”门难，今朝返“农”门更难，岂非咄咄怪事？

与土地脱不了干系

    在1994年之前，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实施“包分配”的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户口回迁的问题。2003年以后，国家政策规定大中专生入学时户口迁移服从自愿原则，一大批农村户籍大学生慎之又慎，没有将户口迁至在读学校，而是保留在原籍农村，避免了手续繁琐和回迁不力的困难。
    而1994年至2003年之间的这九年间，又该有多少农村学子大学毕业，慑于城市高房价高消费的压力，返乡发展，却遭遇“有人无户”的窘境呢？虽无官方统计数据可考，但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就是这样一个高知群体，却落入了国家政策的真空地带，远离了政令法规的荫庇。
    在浙江义乌，曾有当地10名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将找不到工作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户口迁回原籍所在地”。当地公安局答复，涉及的群体很多，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目前在本市开放办理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非转农”条件还不成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在义乌，2010年初，在义乌市组织部近期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检查中，发现当地有195名公务员将其户籍从城市迁往了农村。新闻一出，立即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有媒体人士如此评价，“这在中国城市化历史中闻所未闻——以往都是农民想方设法要进城，现在城里人的‘精英’公务员却开始回流农村——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在驱使？”
    细算一个农村户口的价值，可分为两大方面：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房屋改建价值一项，另一项则是参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的功能。这些都与土地脱不了干系。“农村户口”和“土地”两个词加到一起得到的是“利益”。
    如今“农村户口变得炙手可热，”就连外国媒体都注意到中国人关于农村户口观念的转变，法国《今日中国》网站就发现，“特别是在发达城市的郊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的大规模进行，临近城市的农村土地问题已经到了“寸土必争”的境地。因此当地的农民也会获得极大的利益，而这里也就出现了逐利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也为权力腐败孕育了“温床”。
   “目前这方面的政策模糊，能否转进农村户口，村委会有很大权力。”吴鑫无奈地说，对于一个既没钱又没权的普通毕业生来说，村里有关部门领导的态度显得极为关键。他多想问问村里的领导，为什么人家在城里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能将户口迁到农村，他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毕业生，回到农村却要失去农村人的身份？

做农村人的权利不可剥夺

    我国现阶段存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持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属于城镇居民，享受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持农业户口的居民的生活保障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一般而言，凡是持农业户口的居民，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应该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但是，除了上述一般情况，还应该考虑某些特殊情况，如外出学习、服兵役后返乡人员，他们虽然丧失了农业户口，却未获得城镇居民的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其生活保障还是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研究员渠涛表示，户籍政策和户籍法对转成城市户口有严格规定，对转成农村户口，要求不是很严格，这也就导致了法律上的空白点。
    不过，对于大学生“非转农”问题也存在争议，一些人站在村民的角度认为，大学生在拥有城市工作的同时，还要回来和当地农民抢土地抢资源。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位专家的看法称，“这些学生真正想做的并不是种庄稼，他们想工作和土地兼而有之。这是不公平的”。
    到底农村大学生“非转农”能不能转？该怎么解决？
    “只要没有找到正式工作，没有国家保障就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亩三分地作为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教授提出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很好的国家保障怎么还可以和农民抢饭碗。对于没有国家保障的人，为什么连农村保障都不给他呢？”
    针对基层单位以国家缺少这方面的政策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为农村大学毕业生办理户口回迁的做法，渠涛很不以为然。“除刑法外，在一般的法律上说，没有规定，便视为允许。如果户籍管理本身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从上位法——宪法来解释，宪法规定，人有居住自由，愿意居住在城市，就在城市，愿意在农村，就在农村，那么户籍也应该是可以迁回去的，况且我原籍在那里，原来又有财产。”
    三农问题研究学者李昌平则认为，“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市民待遇。如果城市能提高就业率，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农村大学生也能享受到市民待遇，还有谁愿意回到农村去。其次才是户口自由迁徙的权利。第一个问题如何解决才是关键。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更是基本公民待遇问题。对于很多“非转农”他们是被选择！这会使越来越多人感觉被边缘化。”
    但政策一日未出，吴鑫就只得继续在城市与农村户口的的夹缝里生存。他不知“似农非农”身份，何时才能结束，也不知道何时能给自己也给后代一个交待。（吴鑫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