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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就成了国际媒体热炒的话题。顶着“世界第二”的帽子，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已是呼之欲出。
即使是没有众多外在压力，走过六十年岁月的中国援外之路，也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援助模式和方法如何与时俱进，援助思路当作何调整，都不仅关系到中国援外战略的前景，更诚如外媒所言，也是为中国走向更成熟国家定位展开的新探索
60年后，中国开启援外新思维
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随着上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有关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正令国际舆论沸腾。
面对外媒对“世界第二”的狂热宣传，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则借机向中国施压。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当数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对中国的公开喊话：“美国捐款最多，中国等国捐得少。巴基斯坦人将看到，危机来临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总在起领导作用。”
霍尔布鲁克说的是中美对巴基斯坦洪灾的援助，但他却故意“省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巴基斯坦爆发洪灾后，第一时间向巴捐赠了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后又追加了5000万元的物资援助。而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包括援助巴基斯坦在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漫漫长路。如今，当突然被戴上“世界第二”的高帽后，今后的援外路该怎样走，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援外前传：周边安全和“重义轻利”
面向未来，就要以史为鉴。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受援国。1950年4月，越共中央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解放军派出一批干部全面帮助越南搞好军队建设。
那时，新中国也只是一穷二白，却无私地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兄弟国家。除了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给予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之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刘少奇曾在1950年12月指示，“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中自觉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进口了越南一些很难出口的土特产，越南则换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一时期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周琪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截至1963年，中国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约49亿元援助。其中亚洲国家12个，包括8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加强国防安全，亦可在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一位台湾学者如是猜想大陆援外背后的战略考虑。
但与此同时，“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援外政策。
比如在援助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时，刘少奇指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也曾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如果它（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为了援外，中国作出的牺牲还有很多。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经济陷入低谷，但其间和此后，对外援助的车轮却未曾停止。
1964年，周恩来访非期间提出了援外八项原则。此后到1970年的六年间，中国的受援国从21个激增到32个，中国共帮助20个国家建成了313个成套项目，其中包括坦赞铁路等连西方国家都望而生畏的大型工程。
个别受援国没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对外援助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援外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事实上，自从1950年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以来个别问题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教训。由于双方缺乏对援助物资的有效监督，导致浪费现象频发。“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阿方用作电线杆，中国援助的锰钢钢板，阿方用作厂房地板，中国援助的高标号水泥，阿方来建烈士纪念碑。”这样的记载让人心寒。
也正是在那时，中国援外工作踩了一脚急刹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查阅外交部档案馆资料时发现，周恩来早在1965年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就指出，“今后援阿金额不可能比前5年再多了。经济援助，你们提28项，我们研究后，能答应18项……粮食，你们要求五年供应67.5万吨，我们只能给40万吨……军事项目有的设备材料（精密车床和好的钢材）到货后尚未安装，放在露天，请注意检查一下，放久了就会坏。”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从“交钥匙”到“教经营”
从7%到0.7%，这是1973年与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变化。这背后，是对时代主题的认知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的援外也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战略转型期。
长期以来，中国援外资金基本靠单方“从裤腰带里勒出来”。改革开放后，援外资金的筹集更加灵活、多元，实现了三个结合，即同联合国多边援助相结合、同受援国自筹资金相结合、同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相结合。比如，1986年，中国就与联合国合作，向37个国家提供了111个技术援助项目。
资金的多元不仅为中国援外省了钱，受援国的范围也随之铺得更广，达到了102个。
除了改善筹资方式外，援助方式也由单项的提供经济技术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援建项目多为“交钥匙”，即工程完后就移交受援国。但很多受援国缺乏管理经验，项目效益不佳。如1976年移交的坦赞铁路，到1983年累计亏损9.7亿坦桑先令。1983年中国派出专家参与管理后，次年即扭亏为盈。
九十年代至今，与援外一起走出国门的，还有探索全球化道路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大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在飓风受灾的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的俄罗斯、在遭海啸吞噬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红蓝相间的“China Aid”（中国援助）标识已无处不在。
“回顾这60年来的援外之路不难发现，中国从来不逼债、中国专家不享受特殊待遇、中国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外作风，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架起了信任的桥梁，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位专家如是概括道。
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在援外的同时，仍然接受着来自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技术援助。如何在受援同时，更好地援外？如今又被戴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帽子，援外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
曾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张郁惠曾在论文中建议，“中国每年要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不利于发挥最佳效能。中国的援外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周边国家排第一，非洲国家第二，西亚和美洲第三。无偿援助规模不宜过大。另外，要提高援外工作透明度。否则，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对援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援外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大做文章争议的焦点。在周琪看来，中国应该在“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主义援助之间找个平衡。以苏丹为例，2007年后，中国派出了驻苏丹特使与联合国配合，还与联合国驻非洲部队一同维和，并提供了大量援助，如帐篷、打井、医疗队等。
“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后来的做法很好。但要是开始就这么做，可能就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对声而陷于被动了。”周琪认为，“中国援外不能完全忽略人权问题。（对苏丹）主动进行温和的劝说或引导是需要的。”
此外，中国在个别受援国开发矿藏发生矿难、在非洲砍伐原始森林等情况，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这些问题，不光是我国在援外工作中所欠缺的，我国国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后我国要进行一些改革，推动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在受援国的形象。”周琪说。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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