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马家窑文化的涡纹彩陶瓮
属大地湾一期文化的黍、粟、油菜子标本
属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宽带纹三足彩陶钵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垂鳞纹秦公铜鼎
大地湾遗址（图片均为资料图）
在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中，甘肃所在的泾渭上游和甘青高原地区占有重要地位。从陇东华池县赵家岔、辛家沟和泾川大岭上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出土，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夏河丹尼索瓦人的发现，再到晚期平凉人、庄浪人和武山人的存在，显示甘肃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是我国境内最早就有人类活动和文化创造的地区之一。甘肃远古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甘肃自从有了人类活动，就开始了甘肃远古文化的创造。进入新石器时代，我国远古文化开始了由多元呈现到一体汇聚的文明进程。在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前仰韶时代的大地湾文化、西山坪一期和师赵村一期文化；中期的大地湾二至四期文化，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青铜时代的四坝、沙井、辛店、寺洼文化和周秦早期文化等。以这些文化遗存为载体的甘肃古文化，构成了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青铜文化，这一完整的甘肃古文化发展序列，并形成了内涵丰富、文明要素异彩纷呈的陇上远古文化发展格局。特别是在农业文化、彩陶文化、早期文字与艺术、青铜文化、建筑文化、玉文化、原始宗教与祭祀文化、多元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城市起源与早期古国等诸多方面，为探究和揭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资料、新证据和新线索。因此，甘肃远古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文字、城市、青铜器和大型礼仪祭祀中心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仰韶文化时代，甘肃境内的大地湾二至四期、师赵村二三期文化与我国东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同期。大地湾四期文化不仅出现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和地画，而且面积达420平方米的F901大房子为代表的三座大房子，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建筑门前两排木柱可能是氏族部落的图腾柱，柱前的六块青石板以及火塘，可能就是牺牲献祭的设施；大型建筑内出土了象征父权的鼎、权杖头、陶祖等礼器。祖先崇拜的产生，聚落的迅速扩大和大型宫殿建筑、礼仪中心的出现被看做是“城市革命的前奏曲”，是最初的“城乡分野”。意味着5000多年前，渭河上游已经进入巫政结合孕育国家、城市和文明的前夜。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影响下由土著文化发展起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其文化不仅以绚丽多彩的彩陶文化发达和雕塑艺术高超而闻名遐迩，而且，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曾出土一把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5000年。由大地湾五期即常山下层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双重影响而产生的齐家文化，被认为是足以同中原龙山文化东西对峙的强大“王国”，而且与夏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以特色鲜明的陶器体系，率先于中原而掌握的冶金术和自成一体的玉文化体系为主要特征。出土于齐家遗址的金耳环是我国最早的金器，而不少青铜工具和装饰品以及中国最早的铜镜的发现，表明甘肃地区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发祥地，中国青铜时代由此开启。齐家文化时期贫富分化和殉人现象已经出现，社会分裂为部落—氏族—父权家族三级，甚至可能出现一夫一妻制家庭；社会分离出父权家长、巫师阶层、制铜业和制陶业世袭家族。表明齐家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已经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谱写了西北地区文明史的第一乐章。
青铜时代的甘肃地区在齐家文化之后，依次或并行出现了西部的四坝文化、沙井文化，中东部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东部的周、秦早期文化。它们作为氐羌、西戎文化和周、秦早期文化的源头，对奠定、扩展、丰富和促进华夏古典文明的繁荣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原始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
在大地湾早期文化遗存中黍、粟的发现，西山坪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国最早的家鸡遗骨的出土，表明当地农牧业起源甚早。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中大麻籽和多达1.8立方米的黍等粮食作物的出土，为“新石器考古史上所罕见”。西山坪马家窑文化层不仅出土了精确年代在5000年前的我国新石器时代位置最西的稻作遗迹，而且发现了在距今4650-4300年期间种植有粟、黍、小麦、燕麦、水稻、大豆、青稞、荞麦等8种农作物。这种作物组合囊括了东亚与西亚两个农业起源中心的重要类型，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生产基地；人们公认最早驯化麦类作物的是西亚居民，距今4600年前后西亚小麦与燕麦的传入，反映了东亚和西亚两个原始农业文明中心之间很早就已开始了文化交流。
在大地湾和师赵村、西山坪遗址中，不仅有我国最早饲养家鸡的遗存，也有猪、狗、牛、羊和少量马骨的出土，而且家畜骨骼出土的数量也呈由仰韶时期的少量到马家窑、齐家文化时期明显增多的趋向，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猪、狗、牛、羊骨骼的出土也表明家畜饲养业及其种类超过了仰韶文化。
由此可见，在中国原始农牧业起源中，甘肃地区以农牧业起源甚早、五谷齐全、六畜咸备而成为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生产基地，也是东、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中心和扩散辐射的源地。
民族融合的舞台和多元文化的化合区
从大地湾文化到青铜时代诸文化，甘肃地区线索清晰、传承有序的史前文化，也可以称之为黄河上游文化区。它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古文化既相互交流影响，又独立发展，并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孕育并形成了羌戎部族，也可称之为西羌集团。西羌集团及其西羌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炎黄文化、东夷文化同时并存。
马家窑文化之后，甘肃地区继之而起的齐家文化以及后续同时并存又交错发展的四坝文化、沙井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当是氐羌和西戎部族及其不同分支的文化。它们是相当于中原尧舜禹时代至西周春秋时代甘肃地区的主要文化类型。其中，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为古代羌族的一支。兰州、武威、金昌一带的沙井文化其族属为月氏或乌孙。甘肃中、东部地区的辛店文化属羌族或戎族文化。寺洼文化与辛店文化东西并存又有交错，主要分布于甘肃中、南、东部地区，其文化主人是以江汉西迁而来的三苗等为主，融合了洮河一带部分土著羌戎而出现的一个新部族，其迁入平凉一带后以犬戎著称，再后来又被称为猃狁，而留在陇南一带的就是后来的氐族。这些民族及其文化不仅互相交错交流，而且与并起于甘肃东部的华夏周秦文化联系密切，交流频繁，相互影响。如秦人在天水地区兴起并创造秦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广泛吸纳西戎文化又不断融合征服戎狄部众的典型例证。
甘肃地区史前这种多类型文化、多民族交错的格局，既是当地多样的自然条件使然，也与周边多元民族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因此，这里就成为多民族杂居交错区和多元文化并存区，正是在北狄草原文化、青藏羌戎文化、新疆西域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不断地交互影响和介入中，甘肃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化合区。多元民族与文化的汇聚融合，为中华民族复兴发展和中华文化繁荣创新，源源不断输入新鲜养料。所以，甘肃地区是中华民族与文化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营养池和基因库。
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枢纽区
甘肃地区不仅是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三方文化汇聚和中转之区，多元文化在此交汇扩散；而且甘肃地区始终也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前述距今5000-4000年间东西亚之间的农业文化交流，彩陶西传，马家窑文化时期出现的铜器铸造和石刃骨刀的使用，齐家文化时期冶铜业的形成，铜镜的出现，还有特殊玉器的使用，都与西域、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区存在着相互交流和影响。战国晚期的张家川马家塬、秦安王家洼西戎墓地出土文物表明其内涵不仅包括西戎文化，而且还有中原周文化、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种因素。可见，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的枢纽区，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甘肃界处中原与西域，北方草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是连接中外，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隔绝各方的屏障与枢纽所在。丝绸之路纵贯甘肃全境，早在丝路形成之前的史前，甘肃先民即依托这种通道功能，既创造了堪称发达的古文化，又在促进中外联系和密切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机遇。季羡林说：“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许多文化体系。依我的看法，共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因此，四大文化体系或两大文明的彼此沟通、相互交流、渗透，以及汇流交融，甘肃地区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中华始祖文化的富集区
现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就是指夏商周上古时代以前的中国早期历史阶段，即中国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这个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
伏羲、女娲位列三皇，伏羲更是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汉代被列为“上上圣人”。女娲作为三皇五帝中唯一的女性首领，与伏羲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创世者、始祖母和高禖之神。伏羲、女娲大致处于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社会迈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其发明创造和文化贡献，引领中华先民告别蒙昧洪荒，是开启中华文明序幕的人文始祖和文化英雄。轩辕黄帝又位居五帝之首，是炎黄时代的开创者和华夏民族人文初祖，其所代表的发明创造、文化成就和社会生态，标志着中华先民已经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在上古传说和神话人物中，西王母可以说是个跨界人物，而实际上她应该是自黄帝时代以来长期、多代传承这一名号的西北羌戎部族女首领的统称，是羌戎部族与炎黄部族交流融合、中原与域外文化传播交流发挥中介作用的象征符号。
如此之多不同阶段的中华人文始祖和文化英雄出自甘肃，同考古发掘一样，证明甘肃地区是多元文化和早期文明生成的肥土沃壤和理想之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多元孕育地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最早闪现之地，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过程中，甘肃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甘肃远古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肇其端，新石器时代以大地湾一期文化至大地湾晚期文化为代表，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多样化与发达的彩陶技术为文明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齐家文化时期甘肃已经迈入文明社会。齐家文化之后以氐羌为主体的西戎诸部和早期周秦部族，共同开创了多民族交错和多元文化汇聚的文化发展格局。远古甘肃及其先民，在开发祖国西北，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孕育华夏民族与文明，促进中华文化发展和传承创新等方面，无疑具有汇流区和策源地的重要地位。
周秦早期文化的起源地
在中国历史上，周秦文明与文化的肇启，俱与其始兴之地甘肃密切关联。史载，周人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至公刘时迁于豳（今庆阳宁县），再到古公亶父始南迁岐下，在今甘肃陇东地区历经十二世之久。周人定居陇东期间，周不窋在此教民稼穑，鞠陶、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发展农业生产，“立法定制，以垂永久”，故“周道之兴自此始”。则陇东地区是周人和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而且，周人发达的礼乐文明和农耕文化传统，亦奠基于陇东地区。
商末时，秦人先祖中潏弃商归周，并率族西迁来到天水“在西戎，保西垂”。接着，在周初周公东征时，又将东方曲阜一带的部分嬴姓族民西迁至“朱圉”，即今甘谷一带。从中潏开始至秦文公，有十四代秦人在天水渭河流域和西汉水上游地区定居、发展，建立诸侯国家，并立足自身传统，积极接受中原文化，又广泛吸收西戎、北狄和域外文化，形成了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早期文化。其所具有的粗犷、豁达、进取、剽悍的风格与尚武、重利、坚韧、质朴的民族性格，成为秦人发展和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文化基因，并对此后汉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甘肃远古文化在文字、彩陶、原始农牧业、冶金术、玉器、宫殿建筑、绘画、混凝土等多方面取得的文明成就，早期古国的出现，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既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内涵，也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佐证。而古典文明时代周人兴起于陇东，开创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明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天水，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创造了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一种新型复合文化即秦文化。周文化代表了三代文明的最高成就，秦文化则在三代文明基础上，统摄农耕、游牧两种文明于一炉，荟萃中原与草原文化于一体，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历史步伐，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基础。 （文/雍际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