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牢难友 1944年10月，入狱的第六年，我由迪化的特别监狱，被转移到第二监狱的牢房。 那天清早，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士押着我登上一辆绿色囚车。车厢里已经有了一个人。他上身佝偻着，脸色惨白，一仰起头我才认出来，原来是我熟悉的新疆日报社社长傅希若。 囚车在大街上迅速地飞驰，转了两个街角就在一处停下。打开车厢的后门，我们才知道他们把我和傅希若送进了第二监狱东南院的一个监号。 这个监号的铁门一开，就有一股潮湿的臭气扑面而来。号内的光线，比我住的特别监狱还昏暗。在大板床上坐卧着六个人，两个汉族人，四个少数民族人，都蓬头垢面，衣衫槛褛。 傅希若刚进门，见着了一个人，立刻惊叹地喊起来：“哎呀!阿丹，你原来在这里!”他们两个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注意看了看这个叫“阿丹”的人，原来正是著名电影演员赵丹。 在昏暗的牢房中，他的个头比其他的人都高，脸庞比我在银幕上看到的消瘦，身体也不像在银幕上那样健壮，眼睛却还是格外明亮有神。他上身穿一件灰色的西服，下身穿一条破旧的黑色裤子，光着脚穿一双布鞋。他和傅希若并肩坐在板床边上谈起话来。我听得出，他们原来是上海美术专科的同学。那时赵丹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四年。 误入虎穴 赵丹见到傅希若，先讲起自己被关进监狱以来的情况。 “1938年4月，我们看了杜重远写的《盛世才与新疆》，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思才若渴’。当时，认为新疆是抗日的大后方，又是国际交通要道，特别是茅盾先生在这儿主持文化工作，有许多苏联专家帮助搞建设，每年还有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到新疆后有机会去莫斯科，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于是就来了。乍来时，盛世才在督办公署的西大楼设宴招待我和徐韬、朱今明、王为一和易烈一些人，茅盾和张仲实在座。 不久，茅盾帮助我们成立了实验剧团，做宣传抗日的工作。没想到刚演了几个抗日救国、揭露汉奸卖国贼的话剧，盛世才就疑心是在讽刺他，将我们几个主要演员抓起来，说是参加了杜重远阴谋暴动集团案，还把实验剧团也给解散了。” 傅希若说： “我也不知为何被捕，关进来以后，只让我写过一份个人经历，直到过了五年后才审讯。在天主堂审讯我的是富宝濂、何贵廷、林楚材，都是盛督办狠毒的帮凶。他们白天夜里轮流审问，要我承认参加苏联共产党员万献廷的阴谋暴动集团案，要我写口供。我拒绝给他们写这样的口供。他们打专线电话向盛世才请示，盛世才让他们对我严刑逼供……”傅希若越说越气愤，浑身颤抖。 赵丹边听边卷起纸烟，让傅希若和我抽。烟是当地产的一种烟梗和烟叶切碎了的烟末，用纸卷起来，新疆人管它叫马合烟。烟是卷好了，但找不到火柴，我们只好把烟送到鼻子下，闻一闻就放下了。 赵丹听到这里，接着傅希若的话说：“在天主堂审讯我的，就是你说的富宝濂那几个坏蛋。我对他们说，我到新疆来演话剧，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罪，把我逮捕起来?抗日无罪，救国无罪，谁破坏抗日救国才有罪。他们说我参加了杜重远的阴谋集团，我说杜重远是有名的爱国人士，他为反日坐过监狱，他来新疆是盛世才请来的，怎么会搞阴谋?只有你们是在搞阴谋，破坏我们抗日救国，你们才真正有罪! “我这么一说，那几个坏蛋就火了，给我上起刑来。我越反抗，他们越换着样地给我罪受。什么‘坐飞机’、‘开坦克’、灌辣椒水，站、跪、吊打，烧、烤、刺，几十样的刑都用上了，我昏过去多少次，他们都不放过我。他们达不到目的，就不再审了。后来，把我送回监号长期关押不让出去。新疆啊，新疆，这是什么人的新疆啊!茅盾先生乍到新疆时。在《新疆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新疆是奇迹的新疆。这可真是奇迹的新疆，出现这样的天下奇事!” 他们两个人满腔愤恨地讲着，越讲越激愤。 我在新疆住狱多年，已经听惯了狱中人讲这类事。可是，像他们这样直言不讳地边讲边骂，确实很少。我心想，牢房里的这个赵丹，在电影界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在现实中也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怀念鲁迅 赵丹见我和傅希若是一起关进来的，就询问我是谁。傅希若说： “他姓方，是阿山反帝同盟会的，1936年从东北来新疆，去过苏联，参加过中共、联共，在东北讲武堂、哈尔滨报馆和萧军、萧红都是好朋友。1938年在阿山金矿局被苏联领事馆列上托派黑名单给关进来的，是东北人。” 赵丹听傅希若这样介绍，立即在板床上转过身，高兴地和我紧紧握手。他说在上海时见过萧军，在参加鲁迅先生葬礼时，见到萧军悲恸得痛哭流涕，手拿大喇叭当送葬游行队伍总指挥。 他还动情地说：30年代我在上海见过鲁迅先生，他曾经看过我们的演出。1936年10月在上海殡仪馆给鲁迅先生送葬，我拜祭过先生遗体。在我青少年时代，对鲁迅先生反封建、反虚伪、反专制的精神就非常崇敬。他是我最亲切的榜样。他的作品和人品，都完全融进了我的生命中。我也学着他的风格，写过小说。 萧军是我知道的最真诚最热爱鲁迅先生的东北人，我也从心里热爱鲁迅先生。将来我出狱后，一定要演一部鲁迅先生的电影，把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和形象，在银幕上深刻地表现出来。他的一颦一笑，习惯动作，独特的人物神态，我都精心地设计过，认真地揣摩过。他的刚柔相济，他的内在气质，他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和他深邃的思想，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电般地出现。当创造的欲望和激情爆发出来，自己都难以控制。我一定要把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先生，展现在全国亿万人民的眼前…… 和赵丹同住一个牢房两年多的于惠亨，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他在新疆阜康县当县长时，被盛世才诬陷参加阴谋暴动案关进监狱。他说赵丹这个人平日有趣极了，讲起话来幽默诙谐，让人心情愉快。他不但会讲，还会唱京戏，唱外国歌曲。有时，他弄到一个铅笔头，就在纸上、木板上画山水、人物。每天不是说，就是画，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乐天派。 在我们正互相谈论时，门外的看守打开了牢房的铁门，送进了我和傅希若被检查过的行李。其中有一些书，傅希若有一部《三国演义》和几册《唐诗合解》。我有几本鲁迅、林语堂的书，还有几本俄文、中文的外国小说。赵丹发现了这些书，如饥似渴地一本一本地翻阅起来。天晚了，监号的灯光很昏暗，他借着微弱的光线，聚精会神地阅读。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外面狂风呼啸的声音更大了。各监号都静悄悄的，人们都像死了一样。铁门外甬道里的电灯突然灭了，全监号的人都陷入黑暗中。 我们四个人又谈论起国内抗日战争、国外苏德战争，谈着谈着又谈到了新疆军阀盛世才怎样从东北来到新疆，先投靠金树仁，金树仁被逐后，又怎样伪装进步，实施独裁统治，最后投靠了国民党的事。你谈一些情况。他谈一些情况，直谈到夜深还没有停止。 我们哪里晓得，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夜晚! 后来，我才听人讲，盛世才为了在他去重庆前杀人灭口，命令他的党羽把各监狱要杀的人。都集中到这个第二监狱。用卡车运进十几大桶汽油和很多箱的手榴弹、炸药，还从督办公署卫队团派来两个机关枪排，准备把关在这里的一千多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全数葬入火海。如果发现没有烧死的人，就用机关枪射死，用手榴弹炸死。并准备制造谣言说，被关的人搞暴动，不得不用武力镇压。 这是一个多么狠毒的阴谋诡计!当时有个在第二监狱管事的人知道了，秘密地跑到当地国民党新派来的驻军营报告。驻军头目知道在第二监狱里关有一些国民党员，就立即派来一营兵力，撤换了监狱的管理人员，还派了一个连的士兵在狱外武装监护。 第二监狱的这一晚，我们共同逃过了一场生死劫! 狱中聚餐 当时，新疆监狱开饭的时候，监号的门都是打开的。这天中午，一个炊事员提着一竹筐馍馍，另一个炊事员拎着一铁桶菜汤，放到铁门口。牢房里的人，拿着大瓷碗出来盛汤。我们牢房里，只有赵丹拿着监狱发给的大泥碗。 他念念有词地说： “人生能有几多时，何日出牢不可知，每天拿着大泥碗，铁门里边讨饭吃!”牢房里的人，都听惯了他编的一些顺口溜，并没有感到好笑。而我对赵丹的风趣感触颇深，几年来的监狱生活，无情地消磨着生命!谁又知道活了今天，还能不能活了明天?他却有心思编顺口溜。 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我和傅希若拿出家里送来的马肠子、咸炸鱼和酱牛肉，我们四个汉族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谈。 赵丹说，监狱里有不少能作诗作曲、编顺口溜的人，有人把孟浩然那首《春晓》诗改得很好：“春眠不觉晓”原句未动，“处处闻啼鸟”改成了“处处闻狗咬”，第三、四句改得更好，“夜来汽车声，不知抓多少?” 傅希若说： “我听过这首改过的诗，监狱还追查过是谁改的，可是始终没有查出来。可能是你赵丹搞的吧!”赵丹只是微笑，没有回答。 吃完饭，傅希若从衣包里取出十几个库尔勒县出产的香梨，我从衣包里取出一包苏联制的咖啡糖。咖啡糖形状不一，外面裹着金纸，里面空心，含有几十滴白兰地酒。赵丹吃了一块咖啡糖，感到满口酒香，感慨地说， “快五年了才尝到酒香，真难得啊!”他吃了两个香梨又说： “很久没有吃过这样香、这样甜的梨了!” 他问我们这些糖和梨是从哪儿来的。傅希若说，是他的老婆高凤春送来的，她在新疆女子学院当训导主任。我说是我的女人王采南送来的，她也在女子学院工作，当体育主任。这时，赵丹想起同他一起来新疆的夫人叶露茜和他的孩子来，叹息一声说：“哎!我的那位夫人有四年多没有见面了，初入狱时送过几次东西，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儿子也不知下落!”他伤心欲绝的样子，让我也感到十分痛楚。 傅希若告诉他，两年前自己被提为可以出牢房的上工犯时，曾和家属接见过。听说叶露茜也在女子学院教书，还有王为一的爱人俞佩珊。以后不准接见家属，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了。 赵丹内心非常沉痛，很长时间低头不语。 铁窗述怀 牢房里的时间很难熬，平日不被提审，就呆呆地坐着、躺着，之间除了说话就是说话，难以打发掉时间。有一天，赵丹心血来潮，把自己印有蓝白色细格纹的床单拿出来，铺在木板床上。他从地上捡了几个小石头子，又从自己的衣服上扯下几个纽扣，和我在床单上对面而坐，下起了围棋。这是我一生永远忘不了的弈棋!从此，在我们的牢房里，就有了这一项新的消磨时间的有趣活动。 赵丹在牢房里，非常健谈，不仅谈论国内外的形势，谈论盛世才，还谈到了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的祖籍是山东，生在江苏南通。他的父亲能写能画，他在童年时期就跟父亲学习写字、绘画，在中学读书时期参加了戏剧活动。有一段时期他想学法律，曾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因为对绘画和戏剧有兴趣，又转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1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开始了戏剧和电影的演出生活。1939年6月，赵丹和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新疆。 茅盾见到赵丹分外亲热。他利用无人在身旁的机会，悄悄地把自己到新疆来的这段时间观察到的情况，向赵丹介绍说： “盛督办这个人捉摸不透，非常多疑，你们要谨慎。既然来了，先安心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找机会回去吧。”赵丹听了追悔莫及! 赵丹刚到新疆时，排演了一部抗日题材的话剧——《故乡》，因原作的背景在东北，后来演出时，把背景改在无锡一带，盛世才看过后心里很不高兴。真是祸不单行，之后赵丹扮演一个丑角，因这个角色的形象和盛世才的岳父的形象酷似，又一次引起盛世才的不满。他们日夜担心，不知道盛世才什么时候给他们加个罪名，关进监狱。不久，杜重远被软禁了， 盛世才以所谓的阴谋暴动集团，把从内地来的人都牵扯进去了。1940年5月，赵丹和徐韬演出《夜光杯》一剧后被捕，预料的祸事终于发生了…… 杀人魔王滚蛋了 一天早上，忽然听到一架飞机的声音，好像在上空盘旋。我忙起身站到铁窗前。飞机飞远了，声音也消失了。过了不久，听到对面的监号有人在铁窗前呼喊：“盛世才滚蛋了!”“杀人魔王滚蛋了!”一时间，各监号的铁窗前，都发出了喊声和谈笑声。 赵丹急忙起来，挤到铁窗前也向外大声呼喊： “打倒盛世才!打倒汉奸卖国贼!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救国，我们要出监狱!王为一、阿韬、朱今明，你们在哪里?阿丹在这里!” 看守们早知道了盛世才已经垮台，现在又滚蛋了，也就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耍威风了。为了缓和人们的情绪，他们打开监号的铁门，喊着：“放风了，散步了。” 这时，人们不在监号里呼喊了，匆匆地走出来，有的到厕所去，有的到院内，有的到各监号去找自己的熟人。 赵丹来到院内，身披一件银灰色的风衣，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堆上，看着来往奔走的人群。他首先看到了王为一，走下了土堆和王为一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以后，徐韬和朱今明也找到了，他们互相握手、拥抱，在土堆旁畅谈起来。 我和傅希若走过赵丹的身前时，傅希若也认识王为一、徐韬和朱今明，他们都互相握手，亲切地寒暄，还介绍我同他们一一认识。这时看守一边喊着开早饭，一边劝说人们回到监号去，我们也就各自回到了自己住的监号。 吃完早饭以后，有的监号的铁门仍旧关了，有的监号的铁门还继续开着，当看守来关我们监号的铁门时，赵丹大声呵斥了他。这个看守不敢关门，拎着一串钥匙走开了。过了一会儿，王为一来找赵丹，他们就到院子中间去了。 误听传言 妻离子散 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盼望着早日被放出牢房。 这一天上午，一个看守来找我，到接见室去接见家属。我到了第二监狱的北大门，只见北大门旁几个接见室都挤满了接见的人。这也是新的现象，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来接见。来看我的是我的妻子和7岁的儿子。 我们自从1941年春见过一次，已经又有三年没见面了。这次接见也不像以前还有监视的人在旁听，进行监视。我们畅谈了一切。当我谈到我和赵丹住在一个监号，又认识了王为一、徐韬、朱今明时，我的妻子不禁惊讶地说：怎么赵丹他们还在狱里，不是说同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块儿送回内地了吗? 听我妻子讲，赵丹妻子叶露茜、王为一妻子俞佩珊、徐韬妻子程婉芬和朱今明妻子陈英都带着孩子们走了。她们没走以前，和我妻子住在同一个“叛逆家属”的大院里。俞佩珊曾悄悄地对我妻子说过，盛世才已经通知她们，把她们都用汽车送回内地。王为一和赵丹他们都被释放了，在路上等着一同回去。那几天，叶露茜和苗子非常高兴，以为很快就要和亲人团聚了。未曾想到，她们是被骗走的，这是盛世才和他的老婆邱毓芳搞的一个阴谋诡计。 在接见后，我回到监号，赵丹问了我接见时的情形，还急切地询问了关于叶露茜和苗子的情况。我把听到的情况都对他讲了。他痛骂盛世才手段毒辣，不然这时候也能够见到家人了。后来，才知道叶露茜、俞佩珊她们几个家属，在路上没有见到赵丹他们被释放，就以为他们已不在人世了，所以，都非常绝望。叶露茜离新疆后，先到重庆，后到昆明，俞佩珊留在成都，程婉芬和陈英不知去向。 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 国民党新派来一个监狱长。他把被关的国民党员都提到优待号。还把一些能写文章的人也提到了优待号，要写一部《盛世才祸新记》，还要编写一个《杀人魔王盛世才》的话剧。 这样，我和傅希若、赵丹他们几人，也都先后被提到了优待号。到了优待号，有家的可以请假回家，有亲友的可以探亲访友。赵丹他们无家可回，又无亲可探，就常被我邀到家里。 当时，我和傅希若的家，都在女子学院教师宿舍的院内，我们两家对他们热情招待。他们知道我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家属曾一同住过“叛逆家属”的大院，就询问起自己家属的情况来。他们这时才确切知道，叶露茜和俞佩珊被分配到女子学院幼稚园，程婉芬在中学当音乐教员，陈英在小学当科任教员。以后，叶露茜和俞佩珊又到女子学院担任体育教员。因为同命相怜，我们的家属之间，都真心地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也成了患难之交。 铁链锁起的“四友图” 赵丹他们四个人听到自己的妻子被作为“叛逆家属”所遭受的压迫、歧视，都不禁感叹起来。 这天，大家坐在一起聚餐时，赵丹喝了几杯酒后，万分感慨地说： “我们大家在一起，饮酒吃肉，但我们并不是酒肉朋友。我们从天涯患难人，成了天涯患难友。将来谁也不要忘了今天，也不要忘了患难中的难友。现在、将来，我们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还要成为亲密的战友，都要成为祖国的坚强儿女。我们会不会有人忘记呢?” 大家都说： “不能忘记，绝不能忘记!”我说：“患难之交，刻骨铭心。不过，你曾讲过鲁迅先生两句诗：‘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们将来谁要阀起来，有了权，有了地位，不想砍谁的头，就不枉做回患难朋友了!”赵丹听我讲完，哈哈大笑起来，他让大家都斟满酒举起杯说： “来来来，大家共饮一杯，就等于发誓，我们永远不忘!”碰完杯后，傅希若也兴奋地接着说： “盛世才就是这样一种人，一阔起来，就忘记了患难中的朋友，一个一个地先后加上罪名杀掉了。古今中外，这些活阎王是爱权如命，爱地位如命，总是怀疑别人要夺他的权，篡他的位。我们这些搞文学、艺术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有权，顶多忘了也就算了。” 这时我的小儿子多多从外边玩耍回来，赵丹把他拉到身边，扯着他的手问： “是不是还记得我的儿子苗苗?”多多回答说：“苗苗我记得，我们在幼稚园还是一个班，常在一起玩。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是走了，再没有后来。” 赵丹抚摸着多多的手和肩膀，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来到了新疆，是为了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没想到竟都栽在一个弄权的军阀之手，把我们父一辈、子一辈都变成了难友!” 这次聚餐以后，彼此更熟更亲近了。赵丹他们四人每次外出，就到我家相聚。王为一是一位不爱多说话的人，但对人却非常温和，平易可亲。他拉得一手很好的二胡。一次饭后，赵丹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王为一伴奏得珠联璧合。朱今明是著名的摄影师，他用自动摄影机，为我们这一群难友摄了合影，洗出后分赠给大家。徐韬老成持重，在他们四人中是最有威望的人，人们都说他是四人中的参谋长。 1945年春，我们都陆续被释放。赵丹他们四个人出狱后无家可归，就住在汉文化促进会里。他们为了向新疆人民告别，又演了被捕前演过的那出揭露汉奸卖国贼罪恶的话剧。他们四人都参加排演，还亲自动手画布景。 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们，看见住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四友图”。他们四人的像，都画得很逼真，奇怪的是还画了一条铁链，把他们四人的身子锁在一起。我问赵丹，画这条铁链的用意何在?他说： “这是表示我们四个人，是被一条铁链锁在一起的。我们要共同努力挣断这条铁链，为抗日救国、解放全中国做出大的贡献!” 当时他们想得多么好，他们以后果然都这样做了。不过他们很少聚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北京、广州。赵丹成为著名的电影演员。王为一执导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泪》、《山间铃响马帮来》、《南海潮》等影片，徐韬执导了《小康人家》、《最聪明的人》、《摩雅傣》、《青山恋》、《海魂》、《关汉卿》，两人均成为著名导演。朱今明拍摄了《三毛流浪记》、《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饶集中营》 、《梁山伯与祝英台》、《蔡文姬》、《烈火中永生》等十几部影片，成为著名摄影师。他们之间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