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年底，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变本加厉地搞阴谋诡计，妄图拱倒刘少奇同志。他找陈云同志谈判，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遭到陈云同志的严辞拒绝。高岗又找小平同志谈判，说少奇同志不成熟。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陈、邓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根据毛主席的建议，1954年2月，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6月3日，毛主席通知我和刘澜涛、安子文参加书记处的一次会议。我刚进门，毛主席就说，财经会议和会后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但是如果没有高饶反党集团的揭露，这些误会还是解除不了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好同志……。有毛主席这番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五

全国财经会议后，陈云同志集中精力，深入研究解决粮食购销问题。他认为，要解决粮食购销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私商的关系，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处理的，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他反复考虑过八种方案：一、农村征购，城市配给；二、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三、农村征购，城市不配给；四、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五、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时，再到重点产粮区征购；六、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由村党支部动员农民认购的办法，认购不足就不散会；七、订预购合同，按合同购粮；八、各行其是，不搞统一办法。经过权衡利弊，他向中央建议采用第一种方案，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那时陈云同志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强调，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被动。当时我不在北京（财经会议后，我已辞掉了一切工作，要求下去摸一个大工厂。毛主席找我谈话，说，中央还需要你在中央工作，不能下去。天塌不下来。你到外地去跑跑、看看嘛。）就在我乘火车沿同蒲线北上时，陈云同志打电话找到了我，说为解决粮食购销困难，准备实行“统购统销”。他说，过去英国实行过这个办法，当时他们遇到的经济情况与我国类似，实行“统购统销”成功了，可资借鉴。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首先表示同意，说，我对英国实行统购统销的情况，完全不了解，但过去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时亲身经历过一件事。那时亲朋寄来的钱，合计每月在光洋200元左右，但各个监房多少不等，钱多的就拿出一部分来帮助缺钱的。后来党支部搞了个“生活公社”，改成完全集中统一使用，收入一下子就下降到每月100元了。支部赶快改正，恢复原来的办法，很快又恢复到每月200元。这说明即使是在坐牢的情况下，对患难与共的共产党员，也不能把他们的财物“一律归公”，统得过死。我建议在实行统购统销时，可否给农民留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比如20%或者30%。陈云同志说，这个意见要考虑进去。

1954年9月，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不到一年，陈云同志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回答统购统销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时说，计划收购这一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因为由国家掌握重要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的。而计划供应，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我国的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多年，说明陈云同志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