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武荣碑》原拓释文： 君即吴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长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载德。不忝囗囗，囗囗命囗，不竟台衡。盖观德于。
《武荣碑》全称《汉故执金丞武荣之碑》，立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纵2.42米， 横0.84米。额阳文隶书十字，碑文10行，行31字，共274字，记录了武荣学优则仕及因桓帝驾崩悲痛过甚而逝等事。原在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之一，清乾隆年间金石家黄易发掘武梁祠时，将其移置到济宁，现藏山东济宁博物馆汉碑室。书风介于篆隶之间，淳古而峭健，流丽而圆活，为汉碑佳品，亦书法正宗。
但是，《武荣碑》在汉碑中的名气比起《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礼器碑》、《张迁碑》，并不算大。而这几个碑，风格无一不是令人过目不忘。正因为如此，在后世留下了非常多的临摹取法之作，按照时髦的话来说，属于“热门”.但如果将众多的临作排列之后又不难发现，其中的精彩之笔屈指可数，可以化裁一家，面目独特者更是罕见。这就说明，经典是有相当的难度，就和挤独木桥一样，不同的人临学同样的碑帖，不可计数的人朝夕相对，日夜揣摩，能够跳出来的寥寥无几。
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经典碑帖的难度和深度，入帖难，出帖更难。另一方面，书家天赋各异，“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即使想吃透一家，已非易事。今人学书，动辄言其融会百家，实是一种虚词，一家尤难，何况百家？话说回来，如果真正将某一家经典碑帖吃透，便足以立足。虽然成功的书家极少，却可以找到成功的范例。总结经验，关键之处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口。客观地来说，书法的碑帖取法资源，没有冷热之分。几年前流传下来的经典，都已经是大浪淘沙的结果。选与不选，都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不管别人选哪一种，不必随大流，要注重自己的切身感受，是不是正对自己的脾性？
《武荣碑》不是热门，但知名度很高，原因在于晚年陈独秀向佛教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拓片时，以诗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贯休入蜀唯瓶钵，
卧病山居生事微。
岁尾家家足豚鸭，
老馋独羡《武荣碑》。”
这首诗让很多人知道了《武荣碑》。汉碑极盛，一碑一奇，各不相同，只不过其中有一些极为突出。选择风格强烈的汉碑，或许很难跳出来；选择风格相对平和中正一些的，适当地融合其他碑帖，说不定突破难度反而小一些。《武荣碑》即是如此。其特别之处首在碑额，乃是少见的阳文，能够看出已有明显的楷化痕迹，后世魏晋楷书，可以从中找到渊源。所以在临摹此碑时，需要掌握一定的“度”--既能表现一定的风格特征，又不能放大成了一种习气。因为很多时候，临摹楷书和隶书，容易存在一定的冲突。楷书中有隶意，显得很高古，但隶书中有楷书的技法，难免造作。虽然二者之间，自隶而楷，存在一种承递关系，但毕竟属于两种书体。文字书体演化已然终止，如今看待五体，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实际上，从整个文字演变的过程来看，有很多的过渡性书体，篆隶相参，隶楷相融。古人处在文字演变的过程中，自然妙合，今人是通过一定的“嫁接”手法实现融合。如此而言，临摹并不是拿到碑帖随手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没有效果或效果不大。临摹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去做。待胸有成竹、腹有诗书之时，方可达意，久之则愈加熟练，不断深入堂奥，汲取神髓。
《武荣碑》风化剥蚀较甚，漫漶不清，但从剩下来的清晰字迹中仍然可以领略其独特风神。用笔沉稳厚重，粗细均匀，撇捺画凸显，极为夸张，如“之、史”等字极其明显。结体不拘于扁平化处理，而是变化多姿，极其跌宕。在这一点上，可以与《史晨碑》进行对比。《史晨碑》名气大，常作为入门范本，也已经有楷化之迹象，但是程式化的成分太多，容易形成习气，反倒不如从《武荣碑》入手。
当然，赵之谦临摹时所选的就是此拓本，也许清晰可见的字迹更多一些。从临作来看，可以直接获取两个信息：一是赵之谦必定已经有过考证研究，对于内容非常熟悉，即使字形有时不清楚，也能从容应对，有些实在无法辨认的字迹，在临摹时也略去了，故而一气呵成，让临作成为了创作；二是款字中没有具体年份时间，但从风格来看，应为其中期之作。个人风格已经形成，但是晚年那种非常熟练的特征尚不显现，故而有此判断。
赵之谦是应好友的索请来临摹此作，属于即兴之作。临作有许迈孙上款。许迈孙（1824-1903），名增，号益斋。与赵之谦多有往来，赵为其作书画极多。之所以选临《武荣碑》，可能是命请之因，也可能是手边恰好有此拓，遂起兴而作。对比拓片中较清晰的字迹，如两个“之”以及“也、亦、次”等字，可以看出临摹时还是非常注重忠实于原碑，并不是随意一挥而就。因为个人风格既成，也就不会拘泥于原碑的一笔一画。在行笔中仍然注意到了一些变化，如两个“之”字便略见小异。赵之谦擅长篆隶、魏碑，而且能够融会贯通，故而临创不分，笔势飞扬，撇捺恣肆，所以《武荣碑》正合其意，顺势加以发挥，遂成佳作。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书画印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