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赛德克·巴莱》，是在9月14日国台办例行发布会的新闻稿里。当一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问起该片是否会被引进中国大陆放映时，国台办发言人说，“该片描写了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我们乐见该片在大陆上映。”每个人诚然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电影，人们也的确倾向于将新的电影纳入自身已有的认知框架中，但那常常也是误读的源头。
《赛德克·巴莱》绝不是一部台版的抗日电影，尽管电影所讲述的“雾社事件”的确与抗击日本殖民者有关——1930年代台湾日治时期，殖民统治当局对原住民的压迫及理蕃措施不当，引发原住民赛德克族率六族群起反抗，并趁防卫不备在雾社运动会上屠杀日本人百余名——但那并非电影的主旨。《赛德克·巴莱》异于通常的史诗电影之处在于：它并不从“好人／坏人”、“原住民／侵略者”、“强／弱”等两分法的对立概念出发，也无意于从国族的角度或“日本人／汉人”的冲突入手；而是少见地把历史的叙述权交给了少数族裔原住民们，从原住民的视角（包括语言）出发，回到历史现场，通过描述历史事件本身迫使观众从更纯粹的人性角度来反思历史。
长达276分钟的《赛德克·巴莱》正式版（不同于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150分钟短版本及在纽约上映时重新剪辑的155分钟的国际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名为“太阳旗”。电影以赛德克族丛林狩猎的原始生活开始，描写原住民生活之种种：歌曲、仪式、成长、与其它原住民族裔间的争斗，这部分丛林戏美得令人窒息，原住民日常生活描摹得鲜活生动，为之后的日据殖民埋下伏笔。随后日本人进驻赛德克人的领地，以文明之名，大兴土木，建造日式社区，试图改造、驯服这些“野蛮人”。于是原住民的男人们开始被迫运送木材，而女人们则为日本人帮佣，冲突的种子渐渐萌芽。“雾社事件”是电影的高潮戏，从精妙的秘密准备到运动会上对日本人的大屠杀，故事血腥但充满力量。下部“彩虹桥”讲述的是赛德克族人面对不断增援的日本军队，利用山区优势与之周旋，并在莫那·鲁道的带领下，誓死抵抗的故事。电影在这一段落构建了几个两难处境，彰显了原住民的道德选择。如莫那·鲁道深知日本人之强大，便在几起冲突事件中忍辱负重，他考虑的是要延续族群；但当忍无可忍，尊严屡屡受贬之时，他考虑的又是如何奋起反击，捍卫尊严。在“做也错，不做也错”的处境下，一个人该如何作出自己的道德选择？——《赛德克·巴莱》从人性最纯粹的角度提问，而戏中人作出的回答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也是“赛德克·巴莱”这个词最原初的涵义。莫那·鲁道是沉默的精神领袖，他只用行动告诉人们：当你非死不可的时候，要选择最高层次的死亡；当你必须活下来时，忍辱偷生都要活下来，因为延续族群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根基。
《赛德克·巴莱》讲述的与其说是一种国族战争，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冲突。太阳和彩虹的势不两立是因为彼此的文化迥异，而电影试图以彼此理解作为化解仇恨的可能性之一，但同时又着意强调和解的艰难。如戏中的日本军官小岛源治原本对原住民颇为友好，但在雾社事件中妻儿被杀，个人的悲恸终于转化为无法化解的仇恨。而文明与野蛮的和解，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与原住民文化的和解同样艰难。从这个层面上说，《赛德克·巴莱》与魏德圣导演的上一部大热作品《海角七号》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后者同样涉及日据时期，在那部戏里，将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联系起来的，是爱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雾社事件在台湾只是书本上的几行字。而魏德圣导演早在十几年前就写好了剧本，他跟随拍摄纪录片的朋友，深入部落，找到了五、六位当时经历过雾社事件的原住民，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也使《赛德克·巴莱》的少数族裔视角成为可能。但作为一部耗资新台币七亿、耗时十个月完成的史诗大片来说，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虽然有大量的赛德克族的歌曲、音乐和传说，虽然有炫目精彩的打斗场面，但电影在刻划赛德克族的心理层面时，仍显得过于粗糙，过分简单化，一如那个彩虹桥的特效镜头，太过浪漫化的想像削弱了电影的情感深度，使这少数族裔第一人称的历史叙述，变得略有些本不该有的神话及传奇色彩。
但毕竟，《赛德克·巴莱》是一次大胆而值得钦佩的尝试，从钟肇政的小说《马黑坡风云》到邱若龙的漫画《雾社事件》到1993年的台视电视剧《碧血英风－莫那鲁道》到魏德圣的电影，同一历史事件需要更宽广、更别样的视角，需要有迥异的、原本“被消音”了的叙事声音，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才能令观众和读者从各种角度反思历史、关照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