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年，在东汉朝廷内伏案修志的班超，41岁投笔从戎，带着36名勇士，随窦固大军，赴西域抗击匈奴，经年累月地征战于荒漠戈壁。

　　公元83年，即东汉建初8年，朝廷擢升班超为将兵长史。一位名叫李邑的卫侯也奉命来到了西域，其任务是带着大批礼物出使乌孙国。这个李邑既腐败无能又胆小如鼠，当听说追随匈奴的龟兹大军正发兵攻打疏勒，便吓破了胆，呆在通往和阗的路上不敢动窝。欲进，路途遥遥，烽烟四起，怕性命难保；欲退，恐君命难违，惹杀身之祸。于是，便顿起歹意，极力诋毁班超，妄图转嫁罪责，死里逃生，便上书朝廷，诬陷班超在疏勒 “拥爱妻，抱爱子”,“无内顾心”,严重地威胁着西域的事业。

　　朝廷这才知道，班超在疏勒不仅有了妻子，还有了儿子。

　　当班超听到李邑诋毁他的消息后，“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世矣。’遂去其妻。”就是说，班超为了避嫌和顾全大局，忍痛离去了自己的妻子。

　　好在汉章帝收到李邑的上书后，还有一点知人之明，严厉地斥责了李邑：“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命令李邑前往疏勒，听命于班超处置，但班超却毫不犹豫地打发李邑返回京都，未给予任何责难。此举让班超的部下想不通。他便推心置腹地说：“自己为人对事光明磊落，执意打击报复，会使内部不和，于大局不利。”众将士点头称是。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高风亮节。

　　如上所述，班超确实在疏勒娶了一位妻子，很可能是一位少数民族女性，亦有史学家分析，这位妻子极有可能是疏勒王榆勒 （即后来的忠）的近亲，他们的婚姻结晶，就是班超的小儿子班勇，一位吐曼河畔长大的“疏勒巴郎”.

　　根据史书记载，班超共有三子，长子班雄，次子名字不详，幼子就是班勇。班超在西域戎马倥偬三十余载，长子和次子均未到过西域，其结发妻子也未到过西域，班超也从未回乡探亲，而班勇也未到过内地，一直到父亲69岁的时候，还不知道内地是啥模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疏勒人，名副其实的“疏勒巴郎”.

　　可想而知，被班超“遂去其妻”的那位疏勒夫人，境遇不会好到哪里去，成了“小人”的牺牲品。但史书对她无甚记载，后人除了同情与怜惜，就再不好多说什么了。

　　让人欣慰的是，班超与“疏勒夫人”的儿子班勇，却出落成了一位“兼有父风”的西域名将，而彪炳千古。这也算是对“疏勒夫人”的一种宽慰。

　　班超年迈东归后，任尚接替了西域都护府，这位新“西域总管”,不到四年就把西域全盘丧失了。第二年，朝廷便任命班勇为军司马，接应从西域撤退的汉军。公元123年，他又正式出任西域长史进兵西域，去收拾残局。经过几年的东征西剿，班勇煞住了匈奴的嚣张气焰。后几经同匈奴主力作战，终于彻底荡平了匈奴在西域的残余势力，再度收复了西域。此时的东汉国力衰微，班勇承父遗志，在远天一角，能开辟出如此局面，付出的艰辛不言而喻。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域度过的，他写的 《西域记》对西域的地理环境、物产、风俗、各国的政治制度都作了详细记载。

　　但班勇的晚年却很不幸，毁誉于一位小人的陷害。

　　公元127年，班勇率兵联同敦煌太守张珰，分南北两路夹击焉耆，两人约定在焉耆会师。张珰心胸狭隘，名利心颇重，因以前有错而被贬到敦煌，故而一心一意欲邀功赎罪。他已摸清了焉耆守敌的底细：无甚抵抗力，且处在四面重围之中。便违背约定，率军提前进攻焉耆，果不其然，还未怎么打，焉耆守军便打开城门投降。张珰免罪，而班勇则因领兵后至，以贻误战机之罪含冤入狱。后来虽然获释，但终日忧悒，冤死家中。班勇死于小人行径之手，也死于朝廷的昏庸失察。《后汉书》有一段对班超父子的评语：“定远（班超）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懂亦抗愤，勇日负荷。”评语悲怆激愤，甚是中肯。不管怎样，“疏勒巴郎”班勇为东汉王朝再度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权立下的功勋而永载史册，为后人称颂。而那位遭弃的“疏勒夫人”我们也不应该忘记。

　　班勇之母、班勇之勇与班勇之死，皆为家父并不浪漫的“浪漫史”增添了注脚，犹如一坛酸甜苦辣的酒，至今让后人咀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