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偏颇”，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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