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
尹钧科告诉记者，北京历史上的水灾很多，“7·21”的洪水跟北京城历史上的水灾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清朝北京城发大水的时候，洪水淹了城门，9个城门都打不开。家家户户都被淹，房屋倒塌。雨停了很多天，很多地方的积水还有好几尺深。”
最严重的时候，北京城内高处的地方都淹了好几尺，连紫禁城的城墙都坍塌过多次。
北京已进入下雨高发期
尹钧科通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北京地区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水灾、旱灾还是地震，都有多发期和少发期交替的特点。
比如地震，清朝康熙年间，北京地区地震频发，可是乾隆当政的几十年间，地震很少，即便有，也是级别很轻的地震。到了清朝后期，地震又多了。
他认为，从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开始，1967年3月27日河北河间地震，1975年2月4日辽宁的海城地震，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再到1998年1月10日，在河北省张北县境内发生6。2级地震。可以说，1966年后，北京地区地震频发，“我觉得邢台地震后，北京地区包括周边，又进入了一个地震的多发期。”
历史上，康熙18年（1679年），北京发生平谷三河大地震，震中就在平谷西南的马坊。这是8。5级地震，是北京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造成倒房12793间，坏房18028间，死亡485人。
在雨水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基本处于少雨期，除了1952年和1963年雨比较大，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以旱为主。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降雨量基本上越来越低。他大胆预测，“7·21”的这场大雨，可能预示着北京地区进入到了一个多雨期。北京在今后五六十年，会进入一个相对多雨的周期，这个周期可能是五十多年，也可能是六十多年。
历史上最多发的是旱灾为害最严重的却是水灾
尹钧科告诉记者，北京历史上出现频率最多的自然灾害不是水灾，而是旱灾。
清康熙皇帝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京师初夏每少雨泽，朕临御五十七年，约有五十年祈雨。每到秋成悉皆丰稔。”
乾隆也曾说过：“直隶春旱，十年而九。”其根本原因是由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因此，在北京水源日趋紧张和恶化的情况下，防旱抗旱尤为紧要。”尹钧科说。
但事实上，北京历史上发生频率最高，为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是水灾。原因一是夏秋多暴雨；二是河流决堤泛滥。北京历史上的水灾80%以上都发生在阴历六七月份。其中，永定河自石景山至卢沟桥上下决口泛滥的次数最多，这里的河水决口对北京城的威胁也最大。
明清时北京地区曾发生多次特大水灾
历史记载，北京在明万历三十五年，也就是1607年曾经发生一起特大水灾。这年的春夏较早，农历五月中朝廷还举行祈雨活动。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突降暴雨，且一发不可收拾，终致水灾。
史书上描写这场大雨时说：“大雨如注，经二旬，……”“阴雨不懈，……昼夜如倾。”大雨一直持续到七月中旬，使得京城全给水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门内皆成巨浸。九衢平陆成江，洼者深至丈余，官民庐舍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数计。内外城倾塌二百余丈，甚至大内紫金（禁）城亦坍坏四十余丈。……雨霁三日，正阳，宣武二门内，犹然奔涛汹涌，舆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
通州则“淫雨一月，平地水涌，通惠河堤闸莫辨。张家湾皇木厂大木尽行漂流。”
清代北京水灾记载较详细，堪称“特大”的有5次。
分别是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七年（1668年），嘉庆六年（1801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十九年（1893年）。
在其中，嘉庆六年的水灾最具有代表性。这年初夏，北京地区先是出现旱象。五月壬辰日，嘉庆帝幸静明园祈雨，因“夏至以后，雨泽较少。”到了六月初四时，却变成了“京师连日雨势甚大，圆明园宫门内外，顿有积水。”
六月初六，步军统领明安奏：初五日，亲身前往永定门外并广宁门外查看得水势甚涌，深至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打井牌楼以外，系顺天府所属，看水势尤大，车马难走，竟至阻断行人。
六月十七日达庆等奏：本月初一日，雨势滂沛，通州河水盛涨，所有北运河一带军拨空重各船，猝遇涨溜冲逼，人力难施，船只星散。
六月十九日汪承霈奏：宛平县续报称，岗洼村并永定河南北两岸猝被水灾，共计被淹一百二十余村庄，田禾房屋俱经被淹。
其实，当时的大雨持续时间更长，《光绪昌平州志》记载，这年昌平州“大雨四十余日”。
不但北京，就连河北全省和晋、豫、鲁部分州县，这年六月，水灾都十分严重。
《天咫偶闻》所记光绪十六年5月连降大雨时，北京城内“无室不漏，无墙不倾。东舍西邻，全无界限。而街巷至结筏往来”。
还有人记载：并闻永定、左安、右安各门，雨水灌注不能启闭，行旅断绝，一切食物不能进城。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北京城内“房屋与街道为附丽，街道与沟渠相表里。沟渠不通，则街道之水必泛滥；街道不治，则房屋之水必灌流。”
由此可见修理街道，疏浚沟渠，是北京城市防汛的重要工作。
壬辰年有大雨并非危言耸听
尹钧科综合历史资料发现，每当壬辰年和癸巳年，北京发洪灾的几率高达80%。今年正好是壬辰年，而上一个壬辰年是1952年，那一年北京地区出现了先旱后涝的灾情。
1952年前六个月降水量仅仅81毫米，为常年的一半。7月份降雨集中，使通县、大兴、顺义等县的26万亩粮田因涝成灾。特别是7月21日，门头沟地区突降暴雨，日降水量高达263毫米，洪水暴发，酿成灾患。
1953年是癸巳年，那年的五六月份，北京地区的降水量比常年偏多七成左右。8月26日三家店最大洪峰流量为993立方米/秒，且持续时间较长，致使永定河下游左岸庞村石堤坍塌18米，马村坍塌290米，南章客老险工段坍塌240米。当年北京地区因涝受灾面积达102万亩，受灾严重地区在通县、大兴、房山等县。
尹钧科说，由此可见，建国后经历的第一个壬辰、癸巳年，北京地区也有水灾
发生。从而进一步证明“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之说，并非耸人听闻的危言，而是历史经验之谈，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