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为开创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业的人），理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最迅速最透彻发现人性的弱点；还应有一种与之相辅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曹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举才，勿拘于品行”，说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无缺，不怕你好名、贪利、沉迷于醇酒妇人，只要你有济物应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御之”之“道”，没什么玄虚，不过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轻利，重利则不恤于名，敢作风流鬼的也不怕马革裹尸还，那么，分别委诸讽谏、征税和治军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过，乃至苛责帝王；搜括务尽，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战胜后纵兵淫掠，不免有损于军纪，这都不算大问题。因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谓解释、裁判与赏罚之权——三者是权力的最高级形式——尽在掌握，只须折冲权衡，损有余，补不足，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说，观察人性的弱点，可谓“知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堪称“善任”。斯二者，元璋无疑兼有之。元璋既能欣赏惟庸的便给任事之才，也必察觉他专宠恃才的弱点。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时候，这才真正体现元璋的手段。

　　国家草创，外患略尽，而内忧方起。试想，与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觉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从前呼兄道弟，好不亲热，转眼之间，你是九五之尊，我却要北面称臣，触景生情，百感交并，心内自会生出几句不堪也不敢向外人道的说话。话憋久了，就会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则觊觎帝座之心油然生矣。这套逻辑不一定对每个功臣都产生效力，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想，元璋就会感觉不踏实。怎么让这个人自己蹦出来呢？此题极难解，或曰无解。因为，若不公然反叛，谁也找不出这个人。难道等这个人主动现身再对付他？然而一旦这个人明昭大号起而造反，元璋大半已经对付不了他。于是，为了不致出现被动局面，只好“有杀错，冇放过”，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但是，也不能对着功臣簿一通乱杀，要讲次序；讲次序，自然先杀“名列前茅”的。刘基与徐达，一文一武，功勋卓著，名次最前，杀之必不谬。只是，这两人根正苗红，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绝不可能找到理由杀他们。怎么办？借刀杀人。

　　且读《明史》。惟庸尝诱使徐达家人福寿诬告徐达，孰知福寿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举报他。中伤元勋，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书上说徐达知而“不问”，元璋亦未对此表态，遂不了了之。洪武八年，刘基病，惟庸请了医生去看他，刘基遵嘱服药，旋即暴毙。也不见元璋追究，惟庸照样做宰相。这算借刀杀人么？惜不能起元璋于地下问他的口供。然徐、刘经此一遭，一废一死，俱不足以威胁帝座，可以说，以惟庸为刀震慑甚而杀害功臣的客观效果达到了。首功既不足为患，接下来要铲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击面太大，单靠惟庸去联系家丁、配制毒药，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点带面，大兴冤狱了。这也是借刀杀人。不过与前有别的是，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熔了；套用今语，可说惟庸过了保质期。于是，“胡惟庸案”发生了。当然，功臣如草荠，一拨割不干净。12年后，元璋抓着凉国公蓝玉的毛病，借题发挥，再办一回大案，牵连入案者，“族诛万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回过头，再问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吾人或可从容作答。但是，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其词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旧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人的天性。

　　天命之谓性，无善无恶，不必也不能用后天的道德条例去评价。若仅作为读史者，仅作为戏院的观众，益智开心以外，似毋庸牵动别样的情绪。痛恨他，怜惜他，为之哭笑，为之赞詈，都只应了那句俗谚：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