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1902年出生于湖南永兴一个农民家庭，自幼饱尝艰辛与苦难。1923年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他就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立志改变不公平的世道，拯民于水火。1925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壮丽人生。1926年6月，广州国民党准备出师北伐，黄克诚投笔从戎，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湘南暴动、井冈山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历任营政治指导员、团长、师政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兵团政委、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6年辞世。在这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艰险、屡遭坎坷、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其间，既有在白色恐怖和战火硝烟中的出生入死、九死一生，更有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批判斗争和撤职罢官。他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为党、
为国、为民的革命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耿耿丹心可照日月。
千里找党
1927年，先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军阀何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在郑州策划“分共”，准备镇压湖南、湖北等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下，和黄克诚一起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黄克诚一时有些迷惘，该留该去?何去何从?拿不定主意。他急切盼望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然而总不见来人与他联系。于是，他决定自己去找上级党组织请示。他立即离开唐生智部，先后去武汉、武昌、汉口、长沙、衡阳，这些地方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报纸上天天登载杀人的消息和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找党的关系非常困难。最后他决定先回老家湖南永兴去，那里熟人多，或许能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再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黄克诚回永兴县不久，就与当年“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李卜成等七八个人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找到了中共湖南特委派来永兴担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党组织找到了，黄克诚非常高兴。不久，他们以开照相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2月底的一天，向大复主持召开中共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关于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决议。根据决议，中共永兴特别支部决定立即组织农民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条件不成熟，又执行了“左”倾盲动路线，大烧大杀，失去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不到半年时间就失败了。暴动中担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黄克诚，奋不顾身地组织指挥仅有的少数武装守城拒敌，掩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转移，最后突出重围上了井冈山，参加了朱毛红军会师。1928年4月，会师部队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5月，黄克诚奉命率部返回湖南永兴，就地坚持革命斗争。不久，红四军遭受湘南“八月失败”之后，黄克诚上了反动当局悬赏捕杀的黑名单。他和永兴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卜成潜伏在山林中，进一步了解情况，设法寻找上下级关系，但最终一无所获。原来县委派到各乡区的特派员和区苏维埃干部，凡未逃到外地的，全部被杀了，乡干部和暴动积极分子也大部被杀，全县被杀害3000多人，少数埋伏下来的也不敢出来活动。他俩多方打听中共湘南特委，杳无音讯。井冈山也已被敌军重重包围，水泄不通。鉴于这种情况，黄克诚和李卜成研究决定，离开家乡，到外边去寻找上级党组织。他们打算先到武汉找党，武汉找不到就到南京，南京找不到就到上海。
1928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他们坐船先到长沙，在火车站爬上一列开往武昌的煤车。到了武昌，找一家小旅馆住下，就去逛大街，希望能碰到熟人，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但是，他们在街上转了三四天，也没有碰见一个熟悉的同志，手头的钱也不多了，此地不敢久留，就决定赶往南京。
他们买了价格最低的船票，经过两夜三天的航行而到了南京，在下关一个比较偏僻的巷子里找了一家旧式旅馆住下来。黄克诚后来说：“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也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
因家里穷，黄克诚和李卜成离开永兴时身上没带多少钱。为了今后的生活，他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便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他们打听到有个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又是衡阳读书时的同学，而且关系不错，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团一级军官，在南京有公馆。他们决定去找他。谁知一见面，曹日晖就十分惊愕，张口就说：“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到南京来!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你们赶快离开吧!”李卜成要求他接济点路费，他不肯施舍，就介绍他俩去找另一个同乡、同学刘乙光。刘乙光曾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逃到武汉，黄克诚曾全力帮助过他。当时刘乙光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做事。黄克诚、李卜成找到他，他不忘旧情，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把他们带去，这样安全些。刘乙光一身国民党军装，又有证件，一路顺风来到上海。住下后刘乙光说，他每月会给他们寄生活费来。
上海当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军警如林，特务如麻，加上一些从革命队伍中叛变投敌而充当敌人鹰犬的叛徒，党的活动不得不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黄克诚和李卜成是第一次来上海，人生地不熟，身上钱又很少，不敢住旅馆，白天到大街上东碰西撞，想遇见熟悉的同志，晚上在一个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同党接上关系。此时，刘乙光也失业了，无法再给他们寄生活费，遂介绍他们去找一个在上海复旦大学当军训教官的永兴同乡、黄埔军校同学厉良圭求助。结果找到后，厉良圭给了他们三块钱后，就再也不理会他们了。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这期间，我们尝到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
他们决定，先想法找个职业谋生，相机寻找党的关系。可是，当时上海经济萧条，失业者众多，他们两个外来人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佣工行，答复都是：“男工一概不招。”黄克诚说：“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是连稻草也要抓。”他们偶然听说湖南衡阳人聂云台在上海开办了一个纺织厂，就给他写信，要求到他纺织厂里做工。结果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又一天，黄克诚在报纸上看到湖南留日学生黄璧在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任主任，就写信求他帮助。几天后黄璧回了信，约他到厂里面谈。黄克诚喜出望外，立即赶到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可是见面后没谈几句，就有人找黄璧出去办事。黄璧委托一位亲戚来和黄克诚继续谈。黄克诚一见来人，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一眼就认出此人叫邓丰立，原是湖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黄克诚在读私塾时曾多次同他见过面，彼此互知姓名。湘南暴动时，像邓家这样的豪绅恶霸，自然难逃革命洪流的冲击。邓丰立侥幸脱逃出走，待湘南暴动失败后返回桂阳，实行疯狂的报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参加暴动的农民。幸而这几年黄克诚面容变化较大，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此次见面，邓丰立没有认出黄克诚来。邓丰立与黄克诚寒暄几句后，就问黄克诚如何当的兵。黄克诚竭力保持镇静，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同他委蛇，佯称自己曾在湘军程潜部当过下级军官，后部队被缴械流落上海。邓丰立突然问道：“永兴县的黄克诚你认识吗?”黄克诚沉住气淡淡答道：“过去在家读书时认识的。”邓丰立又问道：“黄克诚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黄克诚从容地说：“我离家出来当兵多年，从没有同他联系过，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邓丰立狠狠地说：“黄克诚是共产党头目!”黄克诚佯装惊讶道：“啊!他那样的文弱书生竟然会是共产党?真是出人意料。”邓丰立接着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如果找到他，决不轻饶!”黄克诚随声感叹道：“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真是看不出来。”接着他话题一转，询问起邓丰立一家人的情况，并问他“黄璧先生什么时候回来?”邓丰立说：“今天他不一定能回来。”黄克诚就势说道：“既然黄先生公务繁忙，那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告辞了。”说完，黄克诚站起身来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送到门口才回去。黄克诚如释重负，飞快离开了兵工厂。
此后不久，黄克诚听说曾和他一起在北伐军里做政治工作的曹勤余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黄克诚就去找他。当时曹勤余不在家，他的哥哥在家。黄克减要了曹勤余的通信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困境。曹勤余回信说，他在福建漳州一个部队里做事，只要黄克诚能改变信仰，他可以给他找个事做。黄克诚当即回信告诉他：“我的信仰决不会改变。”从此断绝了来往。
1929年1月间，曾在上海找党、与黄克诚和李卜成住在同一个旧式旅馆里的曾希圣找到黄克诚、李卜成，告诉他们他从南京来，党组织找到了!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到他哥哥后，就和党中央联系上了。黄克诚、李卜成一听，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1 50多年后黄克诚谈起此事，还禁不住兴奋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白色恐怖下，他们辗转了五六个城市，奔波数千余里，历时近半年，尝尽了旧社会的人间冷暖，终于找到了党，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身心都有了归宿。
百折不挠
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不久，中央军委分配黄克诚到已转战江西的红五军工作，被任命为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治委员。攻克平江和打开修水后，红五军进行整编，黄克诚调到第三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委员。1929年6月，以红五军和红八军为基础，扩编成立了红三军团。黄克诚后来说：红三军团“两次打长沙，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自始至终在红三军团随军转战，经受了严酷、曲折、艰险的锻炼和考验”。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并制订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红三军团传达和讨论中央这一指示时，黄克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分析，认为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是很不现实的。他回顾“湘南暴动”以来军事上的几次失利和自己在白区辗转流离的见闻，深深地意识到，军事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关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几座大城市来谋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还有可能使红军招致重大损失。基于这种认识，黄克诚向军团领导建议取消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并且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陈述了目前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的理由。他说：我离开武汉没有多久，知道那里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在武汉搞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的红军力量，则不足以夺取武汉。他主张，目前红军应该把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发展根据地方面，以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
黄克诚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被指责为“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对抗中央路线”等等。此时，红三军团已决定任命黄克诚担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职务。由于黄克诚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并据理抗争，结果，他的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被撤销了，继续留在第二支队工作。后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加上黄克诚一人率部(支队长黄云桥与支队失去联系)在彭德怀指挥下，连克湖南重镇岳阳、平江、长沙，“死而复生”，打得相当出色，黄克诚又重新被任命为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攻克长沙后，红军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起来，吓得资本家、商人纷纷逃跑。黄克诚想到“湘南暴动”中“大杀大烧”的极左做法，提出“要坚决纠正”。结果又被批评为“右倾”。10天后，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到平江长寿街进行整编，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便于统一指挥，军团部决定将红五、红八军混编，取消纵队建制，全军团共编为两个军四个师。黄克诚由于屡次发表被认为“右倾”的主张，不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被从第五军调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任团政委。
1931年3月，黄克诚又奉命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是年盛夏，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黄克诚在火线上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以为又要调换工作，没有多想，就风尘仆仆赶到军团政治部。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交给他一份名单，并严肃地对他说：“这份名单上的人，是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三师中的基层干部，眼下他们正在率领部队同“围剿”之敌浴血奋战。黄克诚不禁怒火中烧，悲从中来!不久前许多无辜的好同志在肃反中被杀的事，如今还记忆犹新。黄克诚强忍胸中的愤懑，向肃反委员会据理力争，并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是“AB团”分子，都是久经战阵、英勇忠贞的基层指挥员，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肃反委员会只相信逼供出来的所谓“证据”，根本不为黄克诚的苦苦陈词所动。为了保护这些干部免遭不测，黄克诚下决心履险抗命!他把这些干部隐藏在山洞里，每天派人给他们送饭。肃反委员会几次派人来抓捕，都空手而归。被激怒了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不容分说，当即下令把黄克诚抓捕起来“审查”。正当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黄克诚处决时，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事，火速从前线赶来，要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带兵打仗的权力被剥夺了，他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由于黄克诚不盲从、不苟同，性格耿直，遇到不平之事常常冒死抗争，故为某些上级领导所不容，一再被批判、调职、降职、撤职。但他坚持真理，愈挫愈奋。在长征中，黄克诚竟然被撤到连当战士的资格也没有了。1935年2月底．黄克诚就土城战斗及如何保存红军有生力量问题向上级提出意见和建议，被认为思想“右倾”“动摇”，不准带兵了，先是当侦察科长，由于眼镜失落看不清，差一点被敌人打死。后来当营政委，又由于替一些“说怪话”“发牢骚”的干部战士说情，认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整饬纪律和审查干部不合时宜，被上级领导说成思想一贯“右倾”，不宜再做领导工作，被撤职批判。后来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谭政认为这样对待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是不公道的，才解除了对他的批判斗争，安排到军事裁判所任所长。期间，又由于他对因体力不支而掉队的人员处罚不力，遭到严厉斥责，一位领导毫不客气地说：“黄克诚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事情，当战士也不够格。”好在黄克
诚挣扎着随队而行，坚持走到陕北，当战士的资格才被保住。
从湘南暴动、开辟中央苏区、长征、抗日到建国以后，黄克诚头上的“右倾”帽子好像总不离身。特别是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为批判彭德怀，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被作为“救兵”搬上庐山。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说：彭德怀写信攻击党中央，你要对彭德怀“反戈一击”，进行揭发批判，必要时可以“落井下石”。黄克诚立即表示：对彭德怀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我也没有“石头”。他直言不讳地说：“彭总的信我看过了，我同意他的观点。”为了制止党内“左”倾情绪和“五风”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他不怕引火烧身，毅然决然地在分组“讨论”彭德怀“意见书”的会上，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中“左”的作法所造成的危害，并同坚持“左”的作法的与会者进行激烈的辩论。结果，许多“不中听”的逆耳之言，给他换来了“反党集团”成员的帽子，他被降职下放，蒙冤达20年之久。
不易之论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降职下放到山西太原，任山西省副省长。“文革”中他于1967年1月23日被群众组织揪回北京，隔离审查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除20多次被拉去批斗外，他抓紧一切时机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并撰写了10多万字的自传材料。“文革”结束后，当别人替他鸣不平时，他却坦然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有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衔冤九泉吗?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有的同志对他说：“起码庐山会议后被降的两级工资应当要求予以恢复。”他坦然地说：“降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开始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一代伟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了种种议论。有的人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检验毛泽东，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搞“非毛化”；有的人打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旗号，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黄克诚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党的事业大局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可等闲视之。1980年11月27日，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座谈会上，不顾年迈体弱、双目近乎失明，发表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非常重要的讲话。讲话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他以马列主义的科学观，以自己亲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评价，严肃地批判了某些人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所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的作法。这篇讲话洋溢着黄克诚对毛泽东伟大功绩的无限景仰之情和对党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感人肺腑，让人敬佩。
黄克诚说：“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因为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黄克诚详尽回忆了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最危险、最关键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党和我国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他说：“很明显，没有他(毛主席)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紧接着，黄克诚从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围剿”讲到红军被迫长征，从西安事变讲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抗美援朝。黄克诚通过对这些史实的讲述，就是想让人们明白：如果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会受到更大的损失。毛主席的的确确是一代伟人，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黄克诚在讲话中，对毛主席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晚年所犯的错误及其原因，也进行了客观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剖析。同时对一些人全盘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黄克诚忧心如焚，他悲愤地说道：“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10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10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黄克诚恳切地告诫大家：“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我们“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他呼吁大家：“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
篇章。”
黄克诚的这篇讲话公开发表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于加强全党的正义力量、稳定全国大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修改中，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许多人看了他的这篇讲话感动得热泪涌流，为他这种完全出于公心、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品格所折服。但也有的人不理解，说他挨过十多次整，眼睛都瞎了，如今还讲这样的话，“真是不可思议”。黄克诚听到反映后，非常严肃地说：“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和得失利害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他引用杜甫一首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以此规劝一些同志不要鹦鹉学舌，随波逐流，不要以轻薄的态度评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1985年9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四中全会给黄克诚的致敬信中说：“您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6年12月，黄克诚因病逝世。他的生命虽然终止，但他的革命业绩和革命精神却永远地流传下来。
摘自《党史文汇》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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