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北京西便门的一家西餐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面走来，朴素的装扮、淡然的微笑和优雅的步伐，让人看不出她已届古稀之年。

　　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

　　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 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

　　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

　　不搞特殊化：周门各房尽平民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

　　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

　　周家各“房”今何在？

　　“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

　　“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

　　“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周秉德说。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动乱中亲自签字批捕弟弟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先生做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了，伯伯、伯母两个人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到了延安”。

　　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周秉德眼里的伯伯和七妈：恩爱夫妻的浪漫镜头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周秉德自述：我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来是跟着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很多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退休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叫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注：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