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进仁 口述 张昌山 张志军等 撰文

　　在我的一生中，最难忘怀并且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无疑就是刘文典(字叔雅)先生了。我上个世纪40年代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读书，曾师从叔雅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毕业留校后又同在文史系教书，直至先生去世，相交10余年。回首往昔，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于心。

　　初识叔雅先生

　　第一次见叔雅先生是通过罗庸先生介绍的。1945年，我考入云大文史系。那时，罗庸先生在云大讲授《中国文学史》。罗庸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熊庆来校长请他在云大兼课。我听罗先生的课，课后也常请教一些问题，谈得很好。罗庸先生1920年从北大毕业，是黄侃的学生，也曾听过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的课，比叔雅先生要晚些，但他对叔雅先生的文章很推崇。他听说我是安徽人，就说现在做文学的有一个你的大同乡，应该去见见。他说的这个人就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是安徽合肥人，我是安徽桐城人。其实，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听国文老师说过叔雅先生是文学大家，尤以作骈文最为出名，但那时我只知道这个名字，并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就跟罗先生说，我知道刘先生是作骈文的，但我不会作骈文。罗先生说，不怕的，你是学生嘛。他还说，刘先生不仅骈文作得好，也做《说文》，学问做得好，一定要去拜望他。那时候，叔雅先生借住在青云路3号的二楼，是孙乐斋的寓所。有一天，我刚办完事，罗先生就叫我去见见刘文典先生。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是不大愿意去的，但又不好推脱，就硬着头皮去了。

　　一袭半旧青布长衫，寸长头发稍显凌乱，面貌清癯，肤色微黑，戴着黑色圆框眼镜，这就是叔雅先生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那时，我只有20来岁，不免有点紧张，就说：“先生，学生来了。”可能同是安徽同乡的缘故吧，叔雅先生对我的拜访还是很高兴的，看到我有些紧张，就很随和的跟我聊起家常，什么都谈。我告诉先生，我是桐城的，日本鬼子来了，在家里待不下去了，1938年的时候就从家里逃难出来。先生问我读过什么书，我说读过7年私塾，学过《孟子》《左传》什么的。因为我是桐城人，那时桐城人的启蒙教育就是学古文诗词，我喜欢做一点诗和古文，做的也是散文。对先生来讲，搞骈文才是文学。我的文章他并不喜欢，他说：“哎呀，你这还文学呢！”其中之意，不言自明。但他不说桐城文章不好，只说不喜欢。

　　其中原由还有一个故事，后来我才听先生说，年轻时留学日本，曾师从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解字》。桐城派人马通伯的一篇文章被章太炎先生看到，刘先生却说：“这个桐城文！”好像是对桐城文章很不以为然。太炎先生就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桐城文有桐城文的长处。马先生的这个文章我做不出来。”被太炎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先生难过得不得了。他说，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才好。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说桐城文章不好，只说他不喜欢桐城文章。他之所以跟我说这件事，可能是因为我桐城文章也没学好，算不上桐城派人吧。

　　事实上，叔雅先生的古文功底是很深厚的，尤其是先秦文学。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问我：“《孟子》你能背吗？”我说能背。我记性很好，《孟子》只有3万字，现在还能背诵很多。后来又说起《左传》，《左传》有18万字，是大书，我当时大约可以背10万字的样子。他就让我背给他听，我背了一大段。他说你背书很快，我就一口气背下去了。他又提了几个地方，我运气好，都能背。先生很高兴，觉得很不错，我说我只会背，不懂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那个私塾先生只要求我们要会背，会默写，但是不要求弄懂。一开始我还奇怪，先生是做骈文的，怎么那么熟悉《左传》呢？后来才知道，他是刘师培的学生，他也称刘师培为本师。刘师培一家七代都是搞春秋研究的，刘师培本来希望能接着搞下去，但他后来要教书又要搞校勘，就没能接上，但先生对《左传》还是很熟的。接着他就跟我谈文学，谈骈文。先生真正的学问是骈文，他认为学骈文主要就是学习《昭明文选》。他说，为什么要叫骈文啊？你看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个字都一一对应，平仄押韵，这就是骈文。并打比方说，骈文就像一条链子，一个环扣着一个环，铿锵作响。他叹息说：“现在做骈文的没有人了，你要是喜欢，你就接上。”我说：“我不会作骈文，我接不上。”因为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古文，写文章追求语言雅洁，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我的启蒙教育就是学习古文，后来做的也是散文。而骈文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崇尚华丽的辞藻和修饰。对我来说，就是会背一些文章，根本不晓得怎么去作骈文，我坚决说不行，叔雅先生就没法子了。后来，我想把骈文补上，就去买关于骈文的书，但是年纪大了，补不上了。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啊，辜负了先生的一番苦心。

　　就这样，我和刘先生就开始了一段长达10余年亦师亦友的师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