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血雨腥风的洗礼，促使人们意识到保护人权，遏制专制独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人权在国际社会价值坐标中的地位极大提升，并最终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等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中，成为反法西斯战争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

　　法西斯暴行与人道劫难

　　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的暴行给全人类造成了空前劫难。仅在欧洲和北非，为纳粹德国血腥屠杀的平民就超过2500万，其中仅各类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死难者即达1200万人，另有900多万平民死于战火、奴役、饥寒与疾病。

　　在东方战场，日军的暴行相较纳粹也绝无不及。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14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摧残杀戮。据统计，直接间接死于这场战争的中国人民达3500万以上，其中平民百姓占绝大多数。

　　直接剥夺生命权的杀戮仅仅是日军暴行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儿童疯狂地进行凌辱摧残，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仅在日军攻占南京的一个月内，“在南京市内发生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此外，战争期间，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发展并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残酷的细菌战与化学战。日军还对非军事目标进行狂轰滥炸，大量无辜平民在轰炸中惨遭不幸。正如日本学者前田哲男在《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正是日军在中国首开无差别战略轰炸平民的先河。

　　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侵略集团，突破了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彻底践踏了国际公理与正义，泯灭人性地对包括其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犯下了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恶暴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道劫难。

　　国际人权思潮蓬勃兴起

　　法西斯的暴行激起全人类的义愤，也深刻教育了各国人民。超越以往的民族、国家和宗教理由，在动员并整合反法西斯力量的过程中，盟国高举起人权解放的大旗。在中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发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号召。在同盟国家达成的一系列文件中，《大西洋宪章》支持“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期待“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而最终目的则在于“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纲领，《联合国家宣言》宣示“必须要战胜敌人以捍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因此“共同对抗及阻止野蛮和残暴的势力征服世界。”据此，盟国向世人明确了自身的战争目的和正义性，并在全球范围内激发起对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高度认同和对人权解放的热情响应。

　　基于对法西斯罪行的同仇敌忾，保护人权的呼声在国际社会日渐高涨。反法西斯战争最终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为维护人权而战的战争”。

　　国际人权运动结“果实”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共识，推动国际人权运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45年4月，二战临近尾声之际，“联合国家有关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为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制定组织章程。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各方与会者，主张联合国宪章从序言开始就要凸显人权价值。从妇女地位到劳工权益再到种族平等，一系列呼吁联合国推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提议被提出。最终，《联合国宪章》文本吸纳了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建议，将人权和非歧视原则同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相联系。

　　在经过两个月的商讨之后，各国代表达成共识，于1945年6月26日签署《联合国宪章》。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条约以国家为主体，宪章以“人民”、历史经验和“基本人权”作为基石。

　　其后，宪章在许多地方都直接涉及人权保护。联合国大会被赋予更多职权以讨论包括人权在内的问题和事项。当然，《联合国宪章》在纳入人权的同时，也规定了联合国人权保障的范围和界限。人权保障本质上依旧属于国家内部事务。联合国在人权保障上的责任是建议性而非强制性的。它并不授权也不支持成员国或联合国自身在人权事务上干涉国家主权。《联合国宪章》　的制定是二战前后全球人权运动的结果，标志着人权保护最终扩展到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

　　人权保护渐成国际共识

　　《联合国宪章》作为战后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成为此后国际人权规范和保护机制发展的基本依据。在宪章的指引下，1948年12月10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作为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份关于人权的纲领性文件，首次以普遍性国际文件的形式对　《联合国宪章》提到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述，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人权保护作为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应尽的义务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共识。而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无疑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给人们带来的思考有关。

　　记录历史，警示未来。反法西斯战争为国际社会确立了和平、平等、人权的价值坐标，成为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由反法西斯战争开启的国际人权保护事业，至今已经历70年的发展，成果卓著。其间，虽不时受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干扰，甚至有时沦为其工具，但不能抹煞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性与正义性。它无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留下的最宝贵历史遗产之一。（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