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那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张辉：我那时候心里在想，法律这么不公正，最起码要有直接的证据嘛，能定我们罪嘛。
解说：然而案件当中的直接证据并没有像张高平叔侄两人期望的那样，帮他们洗清罪名，特别是警方所提取的被害人王某的指甲末端鉴定出了一名男性的DNA，通过检验，这份DNA与张高平叔侄两人无关，也就是说，强奸王某致死的可能还有第三个犯罪嫌疑人。
王宁：在采访当中，张高平对我说，DNA这条线索是当时他内心最大的希望，而案件走到这似乎也出现的转机，如果真的能够找到第三个犯罪嫌疑人，张高平叔侄两个人也许就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根据媒体的报道，当年杭州警方的侦查人员曾经三次去过安徽，试图查找出第三个犯罪嫌疑人，但是都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于是，办案人员绕开了DNA这条线索，将重心重新转向了张高平叔侄的有罪供述上面。
最后在直接证据缺失存在很多的疑点的情况之下，把案子结了，然而时隔八年之后，受害人王某指甲某段鉴定出了男性DNA经过重新的审查查询比对，和一名罪犯郭某某的DNA吻合，而郭某某已经在2005年因为杀人盗窃罪被执行的死刑，如今我们依然没有办法推测这起案件侦办审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张高平叔侄两个人来说，他们似乎真的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解说：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张高平叔侄两人的案件进行了二审宣判，以强奸罪判处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判处张辉死刑缓期两年之刑。
王宁：当二审你看到，你的这个刑期改成死缓的时候，你怎么想？
张辉：最起码我保了一条命，我还有机会去申诉，如果真正把我打掉了，把我枪毙了，可能我这一辈子也就是冤死了。
张高平：人家死刑改为死缓，无期改为十五年，高兴得来不及了，我哭得爬不起来了，隔壁号房的人说，这个人恐怕真的是冤枉的，哭得这么伤心。
王宁：那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张高平：我就知道我要坐牢了，没这么简单了。
解说：二审判决之后，张高平叔侄两人进入了浙江省属地的监狱服刑，2005年，张高平从浙江调到新疆石河的监狱服刑，三年后，张辉从浙江调到新疆库尔勒监狱服刑。在狱中，两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案件的申诉。
王宁：那个时候你觉得上诉会成功吗？
张辉：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反正我一回到笼子里，我就开始写申诉状嘛。
王宁：你写了多少份申诉书，你自己有印象吗？
张高平：反正我邮票是买得最多的，家里我哥哥一次寄邮票都寄七八十张给我，我怕信丢掉，我每一次的我都贴五张邮票，我估计那也数不清了，那天我说我寄了一麻袋都有。
王宁：当信寄出去的时候，你内心有希望吗？
张高平：石沉大海，又石沉大海啊，都是石沉大海。
王宁：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寄。
张高平：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你现在不答复，最终会有结果的，我知道的。
王宁：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也许一切都没有办法改变了吗？
张辉：我自己坚信，因为我这个案子，我自己知道，我是清白的，我一定要申诉，我不能半途而废，我就是哪怕是申诉到刑满释放，我出来也还是要申诉，因为我那样子，如果我不去申诉，那人家就更认定你是个强奸犯了。
王宁：你害怕这个罪名你背一辈子。
张辉：我怕，因为这个罪名不与其它的罪名一样，强奸的罪名，强奸的罪名背了，一个家，上上下下几十号人，都是一个侮辱啊。
解说：入狱之后，张高平的妻子和他离了婚，打掉了已经怀孕的孩子，张辉已经订婚的女朋友和他分了手，张高平的哥哥，张辉的夫妻张高发，也一直奔走在申诉上访的路上，强奸杀人的罪名就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两个家庭。
王宁：一开始你都拒绝跟家里人联系。
张高平：对。
王宁：为什么呢？
张高平：你像我打电话，给我大哥，我女儿站在边上，我大哥说你跟你张灵说两句话嘛，我说不了不了不了，我没话说，我没话说。
王宁：你心里不想她吗？为什么不说。
张高平：想啊想啊，我怎么对她说。
王宁：你告诉她你是冤枉的啊。
张高平：这个她们是相信的，但我女儿，啊又没把她抚养成人，还让她背个强奸杀人犯罪名的父亲，上学啊什么，家里都被人歧视，你说我怎么去跟她们说啊，人家背后小学生吵架的时候就说她，她父亲是个强奸杀人犯，你说心里，我女儿，虽然我看她也有点懂事了，她去打工，人家跟她一起干活的人，背后都议论，给她听到了，她躲到被窝里哭。
解说：在狱中张高平不停的写申诉信，不停的像监狱民警诉说冤屈，还大量的研究各种杀人案件，他说，想要找出自己案件当中杀害王某的真凶，另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张高平偏执的坚持伏法，但不认罪，劳动拒不减刑。
王宁：我们知道你在监狱里面拒绝减刑，为什么啊？
张高平：我没犯罪，我咋减刑，你要叫我写犯罪事实，不是说减刑就减了，还要叫你写犯罪事实，认罪悔过书，时不时地叫你写，发个东西要你写出作案的目的，作案的动机，时间地点，那些东西你咋写。
王宁：可是相比坐牢的那种痛苦，能够减点刑早点出来，难道不是更好的事吗？
张高平：那个我晚上写那些东西，你要硬要叫我写，我天天睡觉都心绞痛，你们感受不到的，你没被冤枉，你感受不到的。
王宁：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张高平：心绞痛啊，就是跟一个石头一样的，往下沉一样的，痛啊，那个滋味，我宁可待在监狱。
王宁：而在减刑这个问题上，侄子张辉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说，他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争取减刑，而另一方面要继续申诉，因为在监狱当中表现良好，他先后从死刑减为了无期徒刑，从无期徒刑减成了有期徒刑，在采访当中，两个人反复强调说我们一直要申诉，绝对不放弃，他们坚持法律的严肃和公正，也坚信他们的案子一定能够得到平反。也就是这种信念的支持之下，命运在等待之中悄然发生着改变。
解说：他叫张彪，62岁，是晋江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一名退休的检察官，2007年的夏天，作为检查系统负责石河子监狱的驻监检察官，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服刑当中的张高平，这次见面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监狱干警反映张高平不认罪，不断地申诉，监狱干警希望张彪能够帮他们，督促着这名重点改造对象的思想工作。
王宁：您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跟其他犯人哪儿不一样？
张彪：就是一个不认罪服法的感觉。
王宁：用什么方式表现？
张彪：他不报告。
王宁：他不报告。
张彪：不按这个流程报告，如果是报告说，报告，检察官，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什么什么监狱，什么什么罪犯，判什么罪，多少年，现在多少年，还有余刑多少年，他要把这一系列报告出来，就认可自己是罪犯了。
王宁：这是一个流程，他必须要遵守这个流程。
张辉：他不遵守。
王宁：那您当时怎么对待他的？
张辉：他没报告就不报告吧，叫他坐下说话，他们那个犯人按道理是蹲下说话，蹲下，我说那你坐在凳子上说。
王宁：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张彪：他哭得非常伤心，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解说：也就是这次见面，张彪开始了解张高平叔侄的案件，因为平时也会见到很多犯人都会有情绪上的宣泄，张高平的哭诉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张彪的格外重视，直到2008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篇报道引起了张彪的关注，因为报道当中提到了一个作伪证的犯人袁连芳，而张高平叔侄的案件当中也出现了这个人的名字。
张彪：就是河南发生一次命案，这个被告人被无罪释放了，无罪释放，其中这个文章提到一个（作）伪证的证叫袁连芳，我说怎么河南一个袁连芳，怎么浙江也有一个袁连芳，同名同姓一个字不差，都是作证的人，我就觉得奇了怪了。
解说：之后的时间里，张彪又多次找到张高平，深入了解他的案情，对于案件当中存在的诸多疑点，张彪和张高平进行了一次详谈。
王宁：这次和之前的谈话有什么不同？
张彪：以前谈话就是不做笔录的，就是做笔录的时候就是仔细地，长达很长时间地谈，从上午谈到下午，几个小时谈话，不间断地谈。
王宁：能深入到什么程度？
张彪：就是很多的细节，我主要是针对细节问题，怎么作案，在哪儿作案，案件发生了什么问题。
王宁：您刚才特别提到，每当张高平向您哭诉，他被刑讯逼供的时候的样子，你就整夜都睡不着。
张彪：他那胳膊上有哪个烟头烫伤的那个痕迹，两个胳膊都有，很多，他给我出示，我看了。
王宁：当时您看到之后什么感觉？
张彪：感到有点痛，很痛。
王宁：心疼他，很痛。
张彪：不应该这样子。
解说：后来在河南人案件当中做伪证的袁连芳被确认与张高平叔侄案件的袁连芳是同为一人，2009年张彪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重新整理，连通谈话笔录寄给了浙江的向光部门。
王宁：但是没有回应。
张彪：没有回应。
王宁：按照常规，或者说按照规矩他们应该回应吗？
张彪：应该回应。
王宁：如果他们不回应，我们做不了任何别的努力吗？
张彪：那还是继续再寄吧。
王宁：这样反反复复寄了多少次？
张彪：有五六次吧，有五六次。
王宁：多没有回应？
张彪：都没有汇映性质。
王宁：除了继续寄没有别的任何方法。
张彪：等待。
王宁：我怎么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跟张高平的心情是一样的，不断地写申报材料，不断地表达自己的这种愿望，但却没有回应，觉不觉得？
张辉：我觉得我的心态是按照职业要求来的，工作状态，就是应该做的事。
王宁：但是那时候你想没想过他也跟你一样？
张高平：我知道。
王宁：也很着急。
张高平：肯定的嘛，肯定的嘛，他一次次，一次次地来，而且他还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作为检察官他不可能说他承受很多压力，但我知道，因为他一来接见我，我是个刺头嘛，警官都在以为他，在后面给我撑腰嘛。
有一次张检察官跟我谈话谈到中午了，因为他是检察官，你们是监狱干警，你们是同一个身份的嘛，检察官跟监狱干净可以说是同等的嘛，连个干部饭都不给他吃，干部工作餐都不给他吃，打一份劳改饭，打一份我吃的菜给他吃。
王宁：那你知道之后心里是什么感觉？
张高平：他还叫那个劳改犯给张检察官多打一点，那个张检察官吃的，吃的一点油都没有的粉丝，吃了两口，我真的感动得流泪了，你别说这些，你换一些我心里高兴开心的事，行不行啊。我真的，我很感动的，所以说嘛，我真的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有好检察官，好人多的。
解说：2010年在退休前夕，就张高平叔侄两人案件当中的申诉情况，张彪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
王宁：您怎么写的？
张彪：我说我马上退休了，在我的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案件，服刑人员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请引起你们的重视。
王宁：有回应吗？
张彪：他们打来电话说，你们寄来的材料收到，我们正在着手处理，向有关部门（反映）。
王宁：那时候您觉得您所有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吗？
张彪：还是开始，因为深入的调查工作还没有展开。
王宁：但那个时候距离您退休已经很近了。
张彪：很近了，但是这个事还没解决。
王宁：纯粹地从流程上走，您已经完成了您的本份了，把问题发现了、转交了、申报了，您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张彪：我们的工作没有结果啊。
解说：2011年，张彪从驻监检察官的位置上退休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收到张高平叔侄两人的申诉材料之后，对案件开展了审查，2012年10月，形成了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书面审查意见。2013年3月，经过不公开开庭审理，作出了张高平叔侄两人无罪的判决。
王宁：他现在已经无罪释放了，回到安徽老家了，跟您联系了吗？
张彪：联系了一次。
王宁：打电话？
张彪：打电话。
王宁：说什么？
张彪：说张检察官，我被无罪释放了，哦，太好了，我为你高兴。
王宁：您说您为他高兴。您现在再说起来的时候眼睛里还有泪。
张彪：就是盼到那一天了，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王宁：我们必须要付出十年的等待吗？
张彪：但是它来了，不过就是迟了。
解说：出狱之后，容貌已改的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亲戚邻居热情的欢迎他们回家。阔别十年了，早已是物是人非，村里别的人家都已经盖起了高楼，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可是自家的老宅子已经破落不堪。
王宁：你说十年你最大的改变，你原来特别爱说话，现在不爱说话，就只有这些吗？
张辉：也不只这些，失去了我的青春，失去了我的自由，包括我父母亲我整个家族，失去了很多。
王宁：这些都能重新找回来吗？
张辉：找不回来了这东西，时光过去了还能找回来吗？
王宁：那你想过你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吗？
张高平：病看一下，再适应一下，现在出来了，路都不会走，这个皮带搞得不知道怎么系，搞得满头大汗，系个皮带都不会系。
王宁：因为在里面不用系皮带？
张高平：不不，里面就是一个口子就行了，有的是松紧裤的，有个松紧带。
王宁：当你连皮带都系不上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张高平：我说连个皮带都不会系，以后生活咋过，我现在想的是这样子的，我只会开车嘛，等我恢复过来了，如果能让我搞个中巴车开开就行，公交车啊。
王宁：你还是想去工作是吗？
张高平：那我不工作干吗，这个事情，这阵风平静了，我还是我了。
王宁：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问张高平，假如这一切都不发生你在做什么，张高平跟我说，他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人，十年前当他买了火车跑运输的时候，村里很多人买辆摩托车都困难，那个时候他有自己长远的梦想，想让家里的人生活的更好一点。这十年，他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活着，而如今罪名已经洗清了，非常现实的生活又在等待着他。法制的本意往大了说是维护公平和争议，往小里说，是保护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因为一旦出了错，他会毁掉一个嫩的一生，毁掉一个家庭的幸福。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张高平在法庭上说的那段话，他说，今天你们是法官和检察官，但是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检察官和法官，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也可能会被冤枉，也可能会徘徊在死刑的边缘。我想这句朴实的话，会令我们每一个人起敬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