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帕内塔先后访问北京，之于环西太平洋的紧张气氛而言，表面上美国在表明一种姿态：并不希望中国与亚洲有关邻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美国不想卷入其中或由此遭拖累。而事实上，美国的“亚太战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希拉里和帕内塔不会给中国任何实质的“馈赠”，美国也决不可能放慢其围堵中国的有序节奏。

　　梳理美国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亚太布局，出牌秩序井然，指向十分明确，行动步步为营：一、2009年，11月份奥巴马在新加坡与东盟十国首脑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决定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增进伙伴关系。二、2010年，07月份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盟会议上，首次宣称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正式表明介入南海问题；同年0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合国会议期间与东盟十国首脑举行第二次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海上安全”与“自由航行”的重要性。三、2011年，08月份美国向菲律宾移交了一艘退役“汉密尔顿”级巡逻舰；11月，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宣布在澳驻军。并同时，美国与新加坡达成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驻扎两艘美国海军濒海作战舰艇协议。四、2012年，04月0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0人乘坐包机从夏威夷飞抵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美在澳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作战部署第一阶段任务完成；04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二国政府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首轮“2＋2”会谈，确定二国构建“强有力、灵巧和反应灵敏的”同盟关系；06月，美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有关国家在马六甲海峡等地先后举行七国与六国频繁联合军演；08月，美日在关岛与提尼安岛举行为期37天的“夺岛作战”指向明确的联合军演；10月06日，美军将能满足多种作战军事任务需求的12架“鱼鹰”倾转旋翼机全部从日本岩国基地飞往冲绳县宜野湾市美军普天间机场部署完毕，针对钓鱼岛甚至于中国东海的作战半径大大缩小；同时，“乔治 华盛顿”与“约翰 斯滕尼斯”二个航母战斗群分别濒临于中国东海与南海部署到位，每艘航母均配备超过80架战机。

　　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已经遭遇重大挑战。中国崛起，须建设有足够海空进攻的实力作为防御，须要从制订全面务实地反制于美国的国家长远战略着手。中国如何立足于国内深层改革，布置以大战略和小举措有机一体的全面、系统、务实地反制于美国的国家发展长远战略，这是对于中国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决策层面智慧深浅的考验，是对于国家现行体制先进与否的试金石，更是国家未来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先决条件。

　　当下，在东亚与东南亚的整个环西太平洋局势，甚至于就整个亚洲局势而言，中国手里究竟有多少张有效牌？这之于中国，是一个十分严峻而必须作出“答复”的现实。且不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甚至新加坡等已尽为美国的缔约盟友，就是中国的密切伙伴缅甸，美国也没有丝毫的疏忽。美国在亚太的布局，逻辑清晰，章法严密，并深得中国兵家“离间”、“连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十面埋伏”等之精妙。这说明：一、在华盛顿有极富高深智谋的决策层在指挥美国的有效行动；二、美国正在布排一副十年、二十年甚至有五十年规划的全球大“牌局”，其谋旨极为深远。

　　美国决策层的内心里正在全面地蔑视着中国，更准确地说是在蔑视中国的战略决策者。美国分明是拿定了中国的“无能”，而完全有瓮中捉鳖于中国之势。直接地说，美国决不允许中国从军事、政治、思想意识上站起来，而只允许中国是初级产品的输出国与高技术的输入地。换一句话说，美国需要经济上的中国，而不愿意接受在政治与军事上强大的中国。

　　中美关系从哲学上讲是对立统一关系。之于美国，中国应当兼听其言，重在观察其行。中国全面反制美国的国家战略，正是须从钓鱼岛着手。钓鱼岛已经成为调整中美关系当下对峙局面的“上甘岭”。60年前发生于1952年10月14日的“上甘岭”战役，彻底冻结了美军挺进鸭绿江的美梦。钓鱼岛已经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美遭遇于西太平洋进而将深刻调整中美关系未来秩序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节点，钓鱼岛已经承载着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征途上又一座历史丰碑的神圣使命。这恰就是日美联手“奉送”于中国的崭新的历史机遇。中国不拿下钓鱼岛，则领海基线声明、名称公布、地图颁布、大陆架划界案、航母交付，都将无所指向。没有实际控制钓鱼岛，所有的“反制”都是“空雷”，国家的尊严也得不到实际显现。在钓鱼岛，迄今所有的举措，都不及一兵一枪的登岛所能显示出的国家力量与决心。中国目前似乎还显得不具备实质性反制的内力。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在半年之内有所实际作为。不然，或会导致国内民众凝聚力的严重丧失。

　　日本右翼的实质同样是在蔑视着中国。日本与东南亚有关国家是美国手中舞向中国的一柄柄“短剑”。但中国如何根本性地改变这种受制于美国布局的被动情势，关键取决于能否理性地汲取包括美国、日本在内各国治国理政优势果决地改革图强。

　　日本邻居于中国，日本的崛起却恰是因中国的失责于教化。日本自秦汉时期便不断遣使西学中国，隋唐时期长期轮番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研习中国文化与治国理政经验，甚至于全面仿照中国确立了天皇制。但自19世纪中叶以后，遭受西方入侵的日本充分认识到中国儒老哲学之于国家治理的局限，转而西学欧洲，进而全面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也是率先早于中国近半个世纪导入日本，《共产党宣言》正是陈望道于191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带回翻译出版的。日本西学欧美图强的历史条件，正是中国“榜样”于日本的无力。且不再去说历史，仅日本二战后的迅速重新崛起，就中日二国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的简单比较，之于日本当下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国家自信心而言，中国应当感到羞愧和耻辱。然而，所有这些的国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长期没有找到并确立理性发展的国家秩序。“三人行必有我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知耻而后勇”这样一些光忙四射的社会治理经典，中国长期以来没有被有效地应用之于国家决策层面。

　　中华民族的图强，须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里开始。国家绝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国家。国家的责任绝非在于某一个人或集团，而在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奋发效力。没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面市场运作机制的彻底确立因而充分激发全民族创造能力以图国家的根本性强盛，中国要有效地瓦解美国的合力围堵，只能是那些没有真正国家危机与责任意识的尸位素餐者们的主观愿望而已。但苦的是老百姓的内心。目前，中国仍然在无谓地大量浪费着国家的发展机遇与民众的创造潜能。

　　中国正在迎来催生民族成长的快速发展时期，所处巨大外来压力，正是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阵阵战鼓。中国的发展，应当遵循国内改革宜深，外交应对宜儒，谋篇布局宜远，行为动作宜捷的方略，并本着“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的长远谋略，不激不随地理性前行。